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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恩怨前世今生：中国1927谁主沉浮>
第一部分 第1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
第一章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革命，到南方去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第一部分 第2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2)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傍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第一部分 第3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3)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
1918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这个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波作浪，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政权岌岌可危，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果然，一纸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一时间，人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社、马克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形成百川赴海之势。
陈独秀出狱后，带着《新青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筹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名叫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等，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双方一拍即合。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当时，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建设模范省，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满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2月14日，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第一部分 第4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4)
《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陈氏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半年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广东的一潭死水，终于掀起千层巨浪。
从3月中旬开始，一批顽固守旧人士，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为由，呼吁把他逐出广东。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3月16日，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他的精力，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3、4月间，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党员。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地理上也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他并提醒大家，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到了5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上海方面，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即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
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不在广州，陈独秀再以“染恙”为由，提出辞职，9月11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在军旅之中，闻讯急电挽留，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1921年6月，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这时，苏俄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
第一部分 第5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5)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通过维经斯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7月，在马林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中央局书记。
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早产儿”，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但也有人认为，把共产党这个“早产儿”催生出来的，其实正是马林自己，而不是维经斯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他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革命历史悠久，有两广的地盘、近10万军队，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
因此，马林瞧不起中共，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第一部分 第6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6)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