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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1
<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主角与配角>
前言：用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 目录(1)
1/ 前言/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1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7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乎？”/10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13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19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22
27/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32
二、“托故不见”孙中山 /36
三、新加坡事件：康孙合作终成空 /45
四、康、孙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52
五、康有为自许太过，终致两派交恶/60
65/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66
二、可贵的配角意识 /69
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69
“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71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73
“以身力拒”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挑战 /74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76
“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78
“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81
三、分歧仍然难免 /86
*还是井字旗？ /86
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88
为坚持“平等自由主义”而不入中华革命党 /90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95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97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102
“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 /102
“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 /104
不要勋位、委任状，要两匹马 /105
107/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革命“正统”之争?
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与分/108
二、章太炎、孙中山的早期关系 /112
三、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 /114
第一次倒孙风潮 /114
《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 /115
《伪民报检举状》 /120
《中华革命党盟书》 /123
四、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 /126
“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 /126
五、“章疯子”不疯 /136
陶成章“性虽褊急，心实坦白” /136
章太炎臧否人物 /139
从“*联合会”到统一党 /141
本是一书生 /144
149/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
一、“非袁不可” /150
“引虎自卫” /150
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 /152
杨度、汪精卫游说 /153
张謇：“赞助项诚，早安大局” /156
同盟会员朱芾煌穿针引线 /157
莫理循和朱尔典推波助澜 /160
伍廷芳与唐绍仪“南北议和” /163
廖少游和顾忠琛秘密谈判 /165
剪辫子时袁世凯“不断哈哈大笑” /166
二、兵变之谜 /170
三、“办共和” /175
四、将天下变为囊中物 /180
五、容不下“七嘴八舌”的国会 /185
六、“非去袁不可” /189
197/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一、“不如另外早自为计” /198
二、“英而不雄”：总理“自许”本为虚 /202
三、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 /206
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206
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207
看得更远更务实 /208
四、“以政治为生命” /212
“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212
“宋教仁人甚聪明，惟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 /213
五、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214
“毁党造党” /214
“一国二大党对峙” /216
三种不同的“新旧合作” /220
“进而在朝”与“退而在野” /221
“宋教仁旋风” /222
六、宋教仁之死的直接原因 /225
“舍袁就黎” /225
“宋案”证据：“毁宋酬勋位” /229
“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 /230
七、到底谁是“宋案”的真正主使人？ /232
袁世凯：“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232
“宋系”、“黄系”与“孙系” /232
“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234
237/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
前言：用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 目录(2)
一、革命与保皇之间 /239
“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239
孙中山：梁启超“首鼠两端” /243
康有为：“吾即月给汝三百元” /245
二、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 /246
“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246
“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 /249
三、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 /254
“极人生之至快” /254
“非国务大臣不做” /256
“吾一身真成为政界之中心” /258
“政治前途希望实为零点” /259
四、一篇文章胜过三千毛瑟/262
“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 /26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265
五、在进与退之间 /269
“庄严邛、蜀、滇、僰”的理想转瞬即逝 /269
“作官实易损人格” /273
“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275
277/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278
二、蔡锷与袁世凯/282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282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284
“槛虎于柙” /287
“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290
三、蔡锷与唐继尧 /291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291
四条规约 /295
“大云南”思想 /296
四、“为国民争人格” /298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298
“军人不党”论 /300
飘然引退 /302
305/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309
前言：用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 “大丈夫当如此也”(1)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惟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难怪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宝座垂涎三尺。在几千年来的芸芸看客中，他们两人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们就是台下看客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看客，梦想的却是有朝一日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主角。
或为主角，或为看客，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容许选择，没有配角——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更没有人甘愿（当然也不容许）扮演并非可有可无的群众演员角色，只能做看客。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曾不无骄傲地感叹：“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说的是大实话，当绵延数百年的刘姓王朝面临瓦解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想称王称帝的确实大有人在。即使他不愿自我加冕，戴上皇冠，但既然权柄在握、已然是权力帷幕后面的真正主角，他也免不了要自称“孤”。
毫无疑问，至少自秦始皇扫平六合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之间这片苍茫大地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独占舞台，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或者一群人抢舞台、抢主角）。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逐鹿中原”，“鼎”和“鹿”都是唯一的，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唯一的舞台不容他人染指。天下就是一个舞台，早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观中，“定于一”始终是那些具有主角意识、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准主角们追求的梦想。（即使永远做不了主角的看客也不要紧，关起门来照样是主角，鲁迅总是想起《左传》中的那番话不是无缘无故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王”固然是高居金字塔尖上的绝对主角，“台”也不须担心，因为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其子也有希望，长大了可以升为“台”，如此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丝毫不乱。）
成王败寇的观念、皇权崇拜的情结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一部象形文字书写的中国史，我们看见的只是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听见的只是胜利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歌声，失败者渐渐被漫长的暗夜所吞噬，被遗忘了。在中国的史家中，被汉武帝阉割的太史令司马迁是少有的为失败者唱赞歌的人，因此我们才看到了项羽不肯过乌江的英雄末路，听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怆之歌。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失败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严酷。这就决定了在每个王朝末世群雄蜂起之时，各个“打天下集团”之间不可能妥协、共存，即使在推翻旧王朝时暂时达成的联盟，一旦天下在望，就要合纵连横、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其中一个集团击败所有的对手，得到觊觎已久的“鹿”和“鼎”，才会罢手，然后等待下一轮的循环。
这一切都根植于一元的文化心理、绝对的主角意识当中，如此悠久，如此深厚，又具有如此旺盛的繁殖力。几千年间，“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当配角，因为当不上主角就意味着在这方舞台上出局，只有等待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宰杀的命运，或者乐不思蜀的下场。著名的传说中，隋朝末世，怀抱“打天下”大志的虬髯客一见李世民身上的“王气”就自动放弃，远走海外，另辟新天地。
1945年12月，《大公报》名笔王芸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们可以建立起一姓王朝、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之久，当然也有不过二世而亡的秦和隋，失败的从陈胜、吴广到王巢、李自成、洪秀全，更是史不绝书。说他们打天下、争正统也好，说他们争主角、争舞台也罢，为此目的他们都可以杀人盈野，流血漂杵，不在话下。从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无不如此。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封闭的色彩浓厚，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
前言：用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 “大丈夫当如此也”(2)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派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个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等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鲁迅一生曾多次地提起此事：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杀C，又命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鲁迅全集》的注解中总是一再地指出旧史书、野史夸大张献忠杀人，其实，这可不是出于鲁迅的文学想象，杂文笔法的虚构，史书上的记载墨迹斑斑，张献忠杀官绅、杀读书人、杀一切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青羊宫一次就将贡生、举人、进士在内的读书人诱杀了一万七千人，成都的河道都为尸体堵塞，不能行船。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等都曾有过详实的考证。
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例子，鲁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角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膨胀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