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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前言
第2节：互不相干的邻居(1)
第3节：互不相干的邻居(2)
第4节：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第5节：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第6节：胡服骑射
第7节：深入理解中日两国语言的语气
第8节：没有比日本“歧视”更严重的国家
第9节：日本人的“外强中干”
第10节：自杀的规矩
第11节：中国的文人与日本的文人
第12节：为什么日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第13节：邻人(1)
第14节：邻人(2)
第15节：邻人(3)
第16节：邻人(4)
第17节：邻人(5)
第18节：邻人(6)
第19节：邻人(7)
第20节：邻人(8)
第21节：邻人(9)
第22节：邻人(10)
第23节：邻人(11)
第24节：中日在“旗与城”上的异同
第25节：国花
第26节：“榻榻米”和“席”(1)
第27节：“榻榻米”和“席”(2)
第28节：隐者(1)
第29节：隐者(2)
第30节：隐者(3)
第31节：隐者(4)
第32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1)
第33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2)
第34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3)
第35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4)
第36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5)
第37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6)
第38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7)
第39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1)
第40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2)
第41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3)
第42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4)
第43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5)
第44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6)
第45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7)
第1节：前言
前言
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随笔集。
很久以前，写过一本书介绍自己居住的城市——神户的大街小巷，不过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写的是随笔。曾在小说中写到过鸦片战争，最近又在一本实录中做了一个总结，这更该划分到纪实文学一类。
短篇随笔倒是写了不少，不能一一数来，但最初的几篇仍是记忆犹新。我的小说处女作在昭和三十六年（1961）十月出版，随笔处女作《岁末风景》于同年十二月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是《朝日新闻》大阪总部的约稿，东京版也采用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冬至。本是颇有来历的一天，然而从孩提时起，我对这一天的认识就只是“吃汤圆的日子”。每年冬至吃了汤圆，才感到岁末到了……
本意是介绍中国家庭的岁末风物。文中并没有写明这是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大多数读者都这样理解了吧。当时我也这样以为。
文章刊载的那天正是冬至。那天早上，籍贯广东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我们并没有这种风俗。”
几天后，在街上碰到北京出身的人，特意叫住我，说在北京冬至吃馄饨，而不吃汤圆。
于是我慌忙向其他地方出身的中国人打听，原来冬至吃汤圆，只是台湾和福建两省的风俗。
不得不承认，这篇随笔处女作有失严谨。不过，我把这个地方性的风俗当成全国性的风俗，也不能说全无根据。
执笔当初，模糊想起了曾读过的诗。作者名、原诗都记不清了，是某人在某家茶馆吃到汤圆时写的。当时并非冬至，菜单上却有汤圆，此人得知这家店常年备有汤圆，一时诗兴大发。诗中有一句大意是“此处日日似冬至”。
中国方言很多，但文字全国通用，加上诗又追求平易近人，因此我误认为冬至吃汤圆是全中国的风俗。大概写那首诗的是地方的文人，或是在旅行和短期逗留中了解当地风俗的人。
数年前犯的错误，在此向大家坦白。在本书中，也许会犯同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先有思想准备。事后或许贻笑大方，但我还是斗胆写了这本书。
作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从懂事之日起，就不得不经常思考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攒下不少积累，与诸君共享。对日本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如能尽绵薄之力，也会深感荣幸。
只有日中友好，本书作者才有安住之处。深知冬至汤圆之类的陷阱处处皆是，然而情不能自已，按捺住一腔热情，冒险执笔向前。
陈舜臣
昭和四十六年（1971）七月一日
第2节：互不相干的邻居(1)
互不相干的邻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齿寒
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
——辅车相依
“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
“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
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元寇”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
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里，“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即起不了什么用。
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更应该说是天灾。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带），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十五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
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
从相交淡如水的邻居到不幸的邻居
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1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
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前面说过，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
互不相干的邻居。
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文明是“掺水”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对方。
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
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人们的脑海。
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只从中国学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头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
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被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
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是《三国演义》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儿子曹丕于220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
第3节：互不相干的邻居(2)
魏景初二年（238），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没工夫感受相互的体温……
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
例如，写“少盗贼”时，惊叹：
中国盗贼都这么多！
或是另一种惊异：
这不是与中国一样吗（蛮夷之国本应该盗贼更多才是）？
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相互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
“元寇”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
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第4节：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
从香港来日本时，一个中国历史学家这样说——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寻求日本本质的东西，不过是牵强附会。过世的津田左右吉博士曾经说：“法隆寺的建筑、三月堂的佛像，都已不能传达古代日本人的情怀。我们眼中所见，都只是没有温度的技巧，或者说是考古学的素材。至少到奈良朝为止的艺术，都是六朝至唐代的中国艺术的标本、模仿，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文学中所见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
先生十分博学。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什么也没留下。从一无所有中能产生什么呢？日本不就是巧妙地模仿中国文化，抓住机会，换上欧洲的模子吗？还有就是会做表面功夫。此外，日本还有什么长处吗？
我来回答——
您也算是位学者。不知道具体专业是什么，似乎是历史方面的。作为历史学家，有这种认识可要不得。不过，关于日本，中国只有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戴季陶1的《日本论》（1928）等屈指可数的专著，也算情有可原。
您的想法和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一段很相似：
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统统取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著人差不多……
前面那段话本是戴季陶对日本人常把“日本式”三字刻在脑中、宣扬日本独特文明的揶揄，《日本论》中始终都透露着这种揶揄的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还说“文明是人类公有的”，承认自尊心是民族的立脚点。
伊达亚·卞达森1近来多次提到“日本教”，让日本人十分佩服。戴季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到日本人的“日本迷信”。
戴氏并非全盘否定，但指出，“日本迷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变得不合时宜了。
关于您像随脚踢开路边一块石头一样做出的判断，如“巧妙模仿”、“抓住机会换模子”、“会做表面功夫”等，希望您能往深处想一些。
这么说老师您有点失礼……
戴季陶与日本女人恋爱，还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当了名家望族的养子）。因此，对他来说，日本并非毫无渊源的异国他乡。
卞达森也在日本长大（按他的简历所说），对日本应该也很有感情。
您与日本毫无渊源，因此才能如此武断地贬低日本吧。
我并非强迫您喜欢日本。因为毫无渊源，才无法产生感情。
怎么办呢？今晚带您去先斗町2吧……几个月后，您的说法大概就不一样了吧。
第5节：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在场的一位新加坡华侨采购商插嘴道——
昨天生意伙伴请我去了料亭1，那到底是不是吃东西的地方啊？……至少我就没吃好，漂亮的盘子里盛着少得可怜的食物……这也就算了，那里的氛围根本不像是吃东西的地方。让人一直紧张，太干净了，我老担心洒一滴汤、滴一滴酒。日本人是不是很难放松？做生意也是这样，一直绷着神经，我也感觉到了。我老担心会不会把神经绷断了。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来回答——
日本人的紧张癖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也半自嘲半自豪地称自己是紧张民族。
当然，日本人要是老绷着神经，也会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会瞎闹，以此来补偿，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这叫做“不讲礼仪”，在中国的词汇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只好边说明边翻译。
也就是说，“不讲礼仪”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中的一种，是显示日中两国国民性格差异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没有这个词，大概是因为不用专门造这么一个词，中国人平时就很放松。在日本以前的高中里，就有一个瞎闹的风俗，叫做“风暴”，这在中国学生宿舍是看不到的。
日本的料亭，中国人确实受不了。不光是榻榻米坐不惯，如你所说，有种紧张的气氛，让人时刻担心会洒汤滴酒。是啊，在中国吃饭，最后肯定是汤酒洒了，饭桌乱了，一幅捧着肚子心满意足的景象。
第6节：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
军服难倒国王
先离开硝烟纷飞、刀光剑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中国人采用“新事物”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无疑能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当时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赵武灵王这位英明君主，决定采用异族胡的服装。
当时，传统的三人乘战车的战法，已经向步兵战、骑兵战转变。
对新的战法来说，带钩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