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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来信（1）
长安来信（2）
长安来信（3）
长安来信（4）
长安来信（5）
长安来信（6）
零一
零二
零三
零四
零五
零六
零七
零八
零九
一零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零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长安来信（1）
长安来信
佛罗里达·塞布尔角
纽波特大学历史系
1995年10月26日
何先生：
您收到的这封长安来信，并非来自两千年以前，而是来自七千哩之外：我即长安。
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Stephen　King，汉语一般译为斯蒂芬·金，但作为汉学家，更喜欢别人称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长安。我目前任教于纽波特大学历史系，学术方向为汉唐的蚕桑业及其输出。如您所知，长安是汉唐的伟大都城。我曾两次造访长安故地，时令均在寒露前后，所谓“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当我说出“我爱长安”时，请您不要误会，这绝非病态的自恋，正相反，是对无法重现的美好年代的缅怀，“长安”是那个年代中的绝色。
我和中国渊源极深，甚至早于负笈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的岁月。从广泛的谱系上说，现主持哈佛东亚所的孔飞力博士是我的同门师兄，他研究乾隆朝妖术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汉学界卓有影响，还很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辩解，实在是生性懈怠，颇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娱，佐以中国古典诗词，在风月中快哉。三年前我决意撰写论文《蜀锦考》，查找的文献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时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师坟草数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对师门，总汗颜无以自容。师兄诸人视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不忍痛责，只能温言相劝，汉学博大精深，如灿灿宝山，汝已在赴宝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种种教诲，使我感动之余，数度下了决心，终究是要写完《锦官考》。但是，建议我不揣冒昧给身居锦官城的您写信的，却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欢君，——而且，这封信与我的论文并没有关系。
欢君籍贯重庆沙坪坝，出身中医世家，1989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退学后赴美，打工之余，不倦于旅行、求学。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峡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泻，躺在汽车旅馆奄奄一息。有个陌生女孩给我扎了针，那些可怕的、有灵性的针，银光闪闪，刺破我的肚子，快意无比，让我感觉捞回了一条命。这个女孩即是欢君。我们的志趣相距甚远，却相谈甚欢，遂携手而回。她现为纽波特哲学博士候选人，攻叔本华和尼采。今年春节她回重庆省亲，顺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访师友，在历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学——家作客时，偶然翻到您惠赠他的小说集《宣和以远》，对其中描写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颇深。返美后，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从而知道您从川大历史系毕业后，在成都作过十余年记者，后来专事小说写作，现在是南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驻校作家。欢君还特意说明，她和您可称“校友”。校友，在我看来，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信任。这一点十分重要，和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来历复杂、命运多舛的手稿有关。
说到我的女友，请允许我多一点唠叨：欢君虽自我预设为女哲学家，但与弗兰纳里·奥康纳《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哲学博士欢姐（Joy）殊无共同之处，欢姐尖酸、无趣、邋遢，而且拖着一条假肢；而欢君虽着力于悲观之哲学，却长于游水、登山，性情活泼、幽默，喜俳谐、滑稽，最上瘾的电影莫过于伍迪·艾伦和周星驰，（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仅敦促我给您写信，为我的中文作细致地润色，还提醒我在中文里滥用“亲爱的”、“尊敬的”将显得有一点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称呼您为“您”。若有不敬之处，还请见谅，（而责任在欢君。）
长安来信（2）
关于那部手稿，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去年圣诞节前夕，我奉母令偕欢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环抱的小镇保莱塔修道院担任神职的舅公吉尔伯托·西芒。舅公已过九旬，个子又高又瘦，一头红发，脸色苍白，极符合中国古人对红发夷鬼的想象。他精通七种以上的语言，博览群书，颇近似那种“不出门、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智者。五岁的时候，我首次随母拜访他，他给我讲述了一只从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扰得天下大乱的故事，让我听得激动不已。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西游记》，——这也是我头一回听说世上有“中国”。大一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人类学，暑期漫游欧洲，再次见到舅公。他问我，第一个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人是谁？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依照舅公的说法，马可·波罗对中国影响甚微，他的作用只在于唤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而利玛窦则改变了中国，他带去了上帝和数学这看似对立实则和谐的两束光亮……舅公无力改变中国，却改变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玛窦中国札记》，诱我走上了汉学之路，（我多次怀疑，这是否是一条歧路？）。
后来，我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闲逛时，发现了一卷装在檀木匣中的纸卷。纸是宣纸，西方人称为稻米纸，原本鲜润的米浆色已经黯淡了，写在纸上的字却还是娟秀妩媚的，如一个个羞涩的处子。那时候，我认识的汉字还不多，只能依稀感觉到，这是一封从明代皇宫中偷偷寄出的信，写满了思念、忧伤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块暗红的印记，起初我以为是印章，却没有发现印文。我请教店老板，他说，是写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听人说起“明代”，眼前浮现出来的，首先就是这一小块胎记一样的血迹。这卷书信标价太高，我买不起，然而，它却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开始。
这一次重返保莱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他老而又老，看起来就像是一尊石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形象则接近于不朽。由于欢君的出现，使我们的交谈多了若干乐趣，也自然谈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后来，他向我们赠送了这一部手稿。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业已泛黄的纸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号和图案，夹杂着数不清的注疏与考辩，它们淹没意义的主体，就像杂乱的林木淹没了河谷：它几乎无法被阅读。但对它的来历，舅公作过细致考证，以及多种推测，使对它的叙述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
1765年10月，一个在北京宣武门南教堂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托蒂·皮耶罗，获得南巡归来的皇帝恩准后，在北运河的终点大通桥码头登船，启航返国。彼时的运河两岸，槐树成林，落叶纷飞，送行的人中，有一个高鼻深目的颤巍巍老者，即皮耶罗在华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宁亲手送上了饯行的礼物：一竹篮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黄酥软，宛如把整个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篮中。皮耶罗随即经北、南大运河，出杭州湾驶入东海，在澳门短暂停留后，开始返回祖国的漫长航程。——这一年在手稿上记载明确，如您所知，即乾隆三十年，岁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罗已年过花甲，看到了盛世后的凄凉；还有乡愁缠绵，（乡愁是无需理由的），他于是只身辞别了。篮子里的桂花糕作为茶点和乡谊的象征，虽然不忍，但还是在三天之后吃完了：——篮子底部，露出了用绢帛包住的这部手稿；确切地说，是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次年，郎世宁作为备受恩宠的宫廷画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乾隆皇帝追封他从二品侍郎衔，厚葬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处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儿，他没有说出的秘密，以及1610年即万历38年去世的利玛窦。——这件事情，对尚在大海中展阅神秘手稿的托蒂·皮耶罗来说，永远都不会知晓了。
长安来信（3）
手稿篇幅庞杂，内容诡谲，牵扯到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四代皇帝、无数人的命运。托蒂·皮耶罗神父在长达一年，也许比一年更长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译为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船在他的家乡那不勒斯湾靠岸时，他觉得自己已快被咸风吹成了咸肉干。在那不勒斯湾的小渔村，托蒂·皮耶罗神父隐居起来，以沐浴阳光和修订这一部（其实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余年的时光。然而，这部手稿郎世宁从何得来，又为什么要交由他带出海外，托蒂·皮耶罗神父始终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个早晨，他梦见了差不多业已遗忘的郎世宁推窗进屋，白发披肩，两眼迷惘，对他欲言又止……醒来后，他双眼噙满了泪水。随后，他就骑着毛驴，顶了冷嗖嗖的风，去梵蒂冈朝觐了教皇庇护六世。彼时，全意大利正忙于应付拿破仑的征战，当皮耶罗向庇护六世陈述有关中华帝国和郎世宁的事务时，教皇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后来，皮耶罗还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后，很快就束之高阁了。我有理由推论，它没有被认真地阅读过。因为就在该年的二月份，拿破仑的大军攻破罗马，俘虏了庇护六世，建立了罗马（台伯尔）共和国。好在没有史料表明，拿破仑清洗过教皇的私人档案库，这使手稿逃过了一劫。今天，如果梵蒂冈的档案库可以对外开放，这部手稿我们应该不难查找到它：在皮耶罗神父留下的残破札记中，记载了他给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龙之秘史》。
手稿的中文原始本，托蒂·皮耶罗则捐献给了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博物馆。中文手稿的墨迹都写在柔韧的宣纸上，随情绪的起伏，时而工致似春闺妇人，时而狂乱如惊马奔腾，神父认为，所谓书法，即东方艺术之极至。据神父的残破札记记载，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个字，其中一个是“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发现《……龙……》消失了。关于它的去向，流传有两种说法，一是墨索里尼为了讨好希特勒，把《……龙……》作为重礼相赠，后来毁于1945年盟军对柏林的春季大轰炸。一是盟军占领佛罗伦萨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盟军制服、戴钢丝边眼镜的上校参谋驱车来到博物馆，把《……龙……》借走，从此神秘失踪。（1945年之后，盟军在他们用枪征服的欧陆各地，又用玫瑰、殷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领走了许多姑娘以及别的财富，其中一个漂亮的葡萄牙少女苏姗娜，即是我的母亲。）前边两种说法，都近于小说家言，无法查实，唯一可信的是：它的确找不到了。
只有托蒂·皮耶罗神父翻译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了下来。他给这份手稿取了一个简洁而又中立的名字：《言辞》。神父在小渔村中，以《言辞》为伴，打发最后的暮年时光。1800年5月，拿破仑挥师四万翻过阿尔卑斯山，再次向南侵入意大利全境。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随军神父让·雅克·阿诺，栗色卷发，面容姣好，且耽于幻想，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抱有极大的热情。为此，他专程赶到那不勒斯湾，拜访了老皮耶罗。在这两个老少神父之间，有过多次的秉烛长谈。在征得后者的同意后，阿诺用法文抄录了《言辞》全稿，并重新给予了命名：《我父》。“我父”，是手稿的女主人公在滔滔的言辞中，一开始就提到（并将时刻提到）的一个人，他，意味着时光的重现。抄录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托蒂·皮耶罗神父无疾而终。阿诺忠实地执行了老神父的遗愿，按中国的习惯，将《言辞》作为钱纸，在他的坟前焚化了。托蒂·皮耶罗对让·雅克·阿诺的影响之一，是使他脱离了军队，远远地跑到法、葡边界葡方一侧的修道院避居起来，并给自己改了一个葡萄牙名字，若泽·亚马多。
何先生，我想您已经能猜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葡萄牙北方僻静的保莱塔。
长安来信（4）
《我父》在保莱塔修道院被历代神父翻阅了近二百年。从各种意义上讲，它都远非一部圣贤之书，也和上帝的教义不相吻合，但是它非常有趣，而且不能被完全释读：这就构成了对阅读者持久的挑逗，让你欲罢不能。何况在砖石垒砌的修道院中，静谧得能听见黑袍和阳光擦过墙面的声音，这儿有的是用不完的时间。如中国古人所言，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个神父都在手稿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些感想，或者猜测。由于它在语言上由中文－意大利文－法文进行了三次转换，这就使理解产生了若干歧义。还有，母语非法语的人，则可能对某个微妙之词，进行自己的诠释甚而篡改。手稿的容量越来越大，不同的笔迹和心情，都在字里行间挤压着和膨胀着。若泽·亚马多走得最远，据我的舅公说，他把阅读《我父》的感受，写成了一部史诗《旧宫殿》。某个四月的上午，他站在平台上一边眺望国境线北侧的法国春色，一边梳理自己栗色的卷发，这时雷电猝然击中了铜梳，他倒地死去，年仅27岁。遵照他的遗嘱，《旧宫殿》至今还被锁在地窖深处的一只铁匣里，和修道院秘藏的香槟、葡萄酒为伴，不与世人分享。
我的舅公吉尔伯托·西芒神父，则没有诗人气质。相反，他的一生所为都很谨慎，凡事讲究精确与逻辑。这跟他从小钟爱数学有关。十六岁时，他在不借助任何演算工具的情况下，把圆周率推到了小数点后13位，一时被半个葡萄牙夸为天才。但此后，他在圆周率上耗尽十年的心血，都未能跨过“13”。“13”，似乎让他从中看到了某种重要的警示！震惊之余，他终于抛下数学，披上黑袍，皈依了上帝，成为一个端庄、朴素的神父。也许可以说，他是该修道院极少数真正没碰过女人的神职人员之一。不过，受数学的影响，他一辈子都在关注天象，那些写在人类头顶的神秘的点与线。我尚在儿时，他就对我说过一句难忘的话：“我们今天肉眼所见的星星，很多在万年之前就已毁灭，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它们穿过时间而来的余光。”吉尔伯托·西芒神父从星空获得的启示，使他对一切业已消失的事物，都充满了隐秘的热情。在这种热情的支配下，他把《我父》的手稿把玩和考订了大半辈子。但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早晨，窗外飘着雨夹雪，他靠着壁炉，哑声告诉我，“我基本上失败了……我没能廓清这部纷繁的手稿，我在纸上留下的眉批和夹注，可能还给它增添了麻烦……唯一有用的，是我推测出了它的来历。”
舅公自己认可的这一点成果，零星地写在七页修道院专用信笺上，字迹如一，而墨色杂陈，看得出绝非一日之力、一年之功。我把它们略加整理，大意如下：
《我父》是一部口述实录的历史，断断续续撰写于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之晚春和盛夏，但没有最终完成。讲述人是一个瞎眼老妇，自称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着秘密的血亲关系，而记录人是一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史学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这从文中老妇对他的调侃可以看出，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样，意味着智谋和野心。而这个调侃也暗示出，瞎眼老妇出身高贵，有着非比寻常的骄傲和乖戾。她始终高高在上，说话信马由缰，不合情理、不通逻辑的言辞与段落，随处可见。但内容的主体，则还是环绕于多年前她与大明皇朝末代帝王的故事，她称从前那个万乘之尊为：我父。而自己的名字，她说，是：朱朱。然而，在已知的、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稗官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朱朱”这个名字；或者保守地说，即便有她这个人，却不是她所说的这个名字，而且，还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个人的确是存在过。不过，就她本人来说，她完全无视于历史，也无视那个记录她声音的历史学家——上帝，她完全就没有视觉——她像是在黑暗中独白。那一年的秋深后，青年史学家把记录的手稿交给瞎眼老妇，请她（在别人或他本人的帮助下）加以审核，以便他日后整理成书。但就在这一天，她和他之间发生了一件迄今不为人知的事情，也许是一个意外的冲突，乖戾、骄傲的老妇永久性地扣下了手稿，没有发还给这位青年，——这是导致手稿不能被最终完成的原因。
舅公认为，这部手稿内容庞杂，情节诡谲，如果被学术界证实，足以对一段重要的历史构成颠覆。然而，对他这样一辈子只服从于内心生活的人来说，学术却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对手稿的真实性愈发深信不疑，理由是：他从藤箱里随手拾起一张纸片，都能从言辞中读出无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无法伪造的。
长安来信（5）
《我父》，这盛满一藤箱的手稿，舅公传给了我，我就像继承了一个做不醒的梦。好在这个梦富有趣味，兼有鸦片的昏沉和芬芳，适合我这种闲逸、懒散的学者。欢君给了我不小的支持，她的乐观、俏皮，消解了长时间研究手稿带来的烦闷。她说，“切莫苦自己，历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不是还有人要么？”她回重庆省亲期间，我飞到波士顿，去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查阅了大量明清档案，其中多为私家笔记，并在一些同门师兄弟的帮助下，推测出了手稿何以会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罗神父的手中。——这一点，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个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公/讲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年龄不会超过十八岁，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时失去了我父和双目的视力。一个叫德吕尔·德吕翁的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