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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化中的沟通局限
前 言 “职业新闻人在觉醒”
前 言 “从问题出发来报道”
前 言 坦诚赢得的认同
序言 我的感动
我的第二重感动
我的第三重感动
“因为事实在那里”——王军（1）
“因为事实在那里”——王军（2）
“因为事实在那里”——王军（3）
“因为事实在那里”——王军（4）
“因为事实在那里”——王军（5）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周轶君（1）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周轶君（2）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周轶君（3）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周轶君（4）
“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李杨（1）
“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李杨（2）
“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李杨（3）
“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李杨（4）
“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鲁伊（1）
“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鲁伊（2）
“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鲁伊（3）
“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鲁伊（4）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1）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2）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3）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4）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5）
“快乐幸福每一天”——马寅（6）
前 言 全球化中的沟通局限
中国：一代职业新闻人崭露头角——从一本书看中国新闻界的变化
2008年5月，我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著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本书中文版的书名为《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书。我们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给愿意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状况。平心而论，从一些美国读者的反馈看，这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全球化中的沟通局限
正如朱迪所言，尽管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不同国家人员、金钱、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在加速，也似乎大大扩展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了解的手段，更多地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的机会；但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简单化、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却仍然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如“黄祸”、“红色威胁”、“蓝蚂蚁”等等。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以为中国文化“难以捉摸”，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极权”，中国老百姓和机器人一样没有情趣。至于中国新闻界，在那些西方人眼中，无非是在官方严密控制下机械地奉命行事的一架机器罢了。
从1979年就开始跟踪中国新闻传播界发展变化的朱迪，一直对西方学者中的这种偏见不以为然。她一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及中国媒介的真实情况。
2005年末，朱迪又一次来到中国。在我供职的新华社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我给她讲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像独自在加沙驻守两年的新华社女记者周轶君，在自己主持的人生热线节目中打动了一个在逃杀人犯使其最终决定自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主持人向菲等。
朱迪饶有兴趣地听着听着，忽然眼睛一亮，说，咱们一起写一本书吧，主题就是下一代中国记者。你讲的这些记者，都可以进入这本书里。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这些记者的故事，有助于平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偏见。
我立刻赞成。多年从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我太知道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有多么扭曲，也太感到朱迪这个主张的必要。
朱迪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就在那个咖啡馆里，我们当即确定了这本书的原则：同题采访，口述实录，男女各半，年龄不超过40岁。我们同时拟定了提给所有访谈对象的8个问题。我们认为，每个访谈对象经历各异，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样的差异会更会呈现一种真实。
从2005年底到2006年底，我们总共访谈了20个人。由于我们精力有限，也没有很多经费支持，所以我们的访谈对象都集中在北京。因此，我们都不认为这本书具备那种代表性，可以成为了解当今中国新闻界的样本。好在有些记者所属的报业集团总部在外地，这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心理上的平衡。
前 言 “职业新闻人在觉醒”
“职业新闻人在觉醒”
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美国人，都惊异于这些中国记者对新闻人职业素养的意识。其实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点出这个问题，在访谈中也没有刻意引导受访者谈这方面的问题。多位访谈者是自然而然地谈起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的。
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阿莱·奈尔敏锐地看到：虽然大多数中国记者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但是其中“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洋溢着职业主义精神，所以他们不是简单地重复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而是想方设法核对其准确性，追求新闻可能被忽略的各个方面，甚至可能主动发掘报道”。
当我在奈尔为本书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看到这些评论时，我问朱迪，奈尔是不是中国通，是不是很了解中国新闻界？朱迪说，不是。朱迪和他素不相识，2007年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向他提到这本尚未完成的书，请他写序。奈尔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你发来几个样章看看吧。朱迪把当时整理好的五、六篇访谈发给他，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奈尔写来的序言。我觉得，奈尔的感觉非常准确。
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
这些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用我们的访谈对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来说：“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王军曾率先报道了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居民利益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矛盾。这些问题，既不是北京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色。但是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可能得罪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被认为“敏感”，报道难度很大。而王军却能凭借把握好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平衡表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从实事求的态度出发而不是炒作，成功地碰了若干大家以为很敏感的问题，有些报道还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所以，王军有充足的理由通过我们这本书告诉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
职业素养是不是不讲理想？完全不是。我们访谈的记者和未能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新闻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激情，他们以追求事实为己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于事业当中。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化的利弊也有清醒的认识。王军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
另一位访谈对象，当时也是新华社记者的林谷，与王军不谋而合地谈到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这种管制都会有。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
真正有理想的新闻人终归也会得益于市场。“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王军说。“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
前 言 “从问题出发来报道”
“从问题出发来报道”
不能否认，在中国，来自各方面对新闻界的限制还比较多。但是职业素养给了这些新闻人一种底气和智慧，恰如其分地报道所谓敏感的“负面新闻”。
当时在新华社从事对外报道的林谷对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同性恋、性别不平等，以及艾滋病危机，种种问题。我们并不老是说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片繁荣富强，而是体现出我们在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谷曾经写过深圳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律师，是如何在为打工仔维权的。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些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角落里”。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里表达愤慨，而是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还采访了劳动部有关政策法规的官员以及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这就使报道以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问题，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报道，其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最后，香港《南华早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林谷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是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 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怕写问题。事实上，越是我们有些部门想遮掩的问题，越是西方媒体要渲染的。你不说话，就等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开诚布公，那些西方媒体反而倒会听我们的了，这才能谈得上引导国际舆论。
《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鲁伊说，对有些比较敏感话题“更客观更实际”的报道，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媒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评判，“给大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一些以前会更敏感的话题，现在也有办法去说它”。
社会存在问题，才有了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客观需要。用林谷的话说，就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会永远不断地报道这样一些问题。”
前 言 坦诚赢得的认同
坦诚赢得的认同
总之，这本书是中国新一代新闻人真实心态的反映。从他们吐露的心声，人们确实能够真切地看到中国新闻界这些年的变化。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魏定熙（Timothy Weston）看了《中国墨水》后，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丰富而有趣的第一手材料”，就他所知，这些材料是“前所未见的”，至少在英语材料中前所未见。
本书给他的印象是：第一，很多中国记者都是才华横溢，冲劲十足的人，努力推动着媒体上可以报道的范围。第二，中国媒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单独研究。第三，中国媒体正在非常迅速地商业化，给了新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新的挫伤和压力。第四，当代中国新闻界非常令人振奋，值得研究。第五，这些中国新闻人的访谈录对于反思美国和其他国家新闻的优势和弱点也很有帮助。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诚赢得的认同。这一点，对于对外传播，非常重要。
熊蕾
序言 我的感动
我的感动
高钢
看到这部书稿，我沉浸在感动之中。这种感动似乎突然而至，如风如雾，弥漫心中。
静心体味，感动或许出于三重原由。
我的第一重感动来自本书的两作者，熊蕾和朱迪。
我为两位职业记者选择了这样一个智慧的角度，观察今日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从而向人们解读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迁而感动。
熊蕾是我要尊称为大姐的人，这不仅因为她年龄大我几岁，而且因为她在新闻领域的专业造诣让我敬重。她用英文写作的那些新闻特稿，让我下决心把她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新闻报道的专业原则与工作方法。在我的心目中，熊蕾大姐是那种在不动声色之间觉察风云变幻的人，她似乎天生就应该当记者。她总是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述一些乍看起来离主流生活过于偏远，而听到结尾却会为之警醒和震动的故事。
熊蕾大姐和我说，这本书的起因是她和朱迪的一次谈话。
她们谈到当前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朱迪觉得应该让西方，主要是美国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认识一下中国新闻界的年轻一代。朱迪说：“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中国的新闻，并不完全是那些美国人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朱迪是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专业新闻教育，当过职业记者，在斯坦福大学拿了传播学博士学位，她的职业经历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1979年起就先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和中国传媒大学执教，在新华社对外部、中国日报做过专家。
我不认识朱迪，但是我相信，她能够和熊蕾达成合作的共识，说明她是要客观观察中国，并且希望更多的外国人也能够和她一样了解中国的实情。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今日中国是多么需要被世界所了解，但是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熊蕾和朱迪这两位富有跨文化传播经验的新闻记者把目光锁定在一群年轻的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上，通过他们的人生阅历，展现和解读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形态。我觉得她们真是聪明，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录历史的人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证明者。熊蕾和朱迪在数十万中国新闻从业者之中选择了20名（中文版是18名）中国青年记者，客观记录他们的人生。这20名记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与工作历程，通过他们跃然纸上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与他们的人生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和故事，这一切构成了人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画卷。
今天的世界，信息环境已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一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在这样一个联系日前密切发展却日益多元的世界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的了解变得日益重要。信息的通达是相互了解的前提，而相互了解是和谐共生的基础。
我深信，渴求和平、渴求发展、渴求富庶、渴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文明潮流。一切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无疑应该信守善良、正义、客观、公正的道德原则，尊重真实，报道真实，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尽责尽力。
我看到，熊蕾和朱迪正是为推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的深入了解，做着她们的专业努力。
我不由想到2008年，一些西方媒体面对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面对西藏拉萨事件的所作所为。我真是为他们引导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误读感到担忧。我本人担负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的职务，于是起草了一个公开信，提交给常务理事会，经大家审议、修改、通过后，在媒体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我将这封公开信附在这里，表述我对的新闻工作的一些理念，也借此表达我对熊蕾和朱迪这样的职业记者的敬重。
作为中国高等院校从事新闻专业教育的教师，正当我们致力于向学生们讲述尊重人类的文明精神，信守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报道公众生存环境的真实变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基本理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主流媒体面对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对中国进行完全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对中国人民进行无视人类基本道德的恶意攻击。
我们深感，这些报道已经完全违背了国际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职业工作准则和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这些报道和言论不仅误导着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而且正在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