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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1）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2）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3）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4）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5）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6）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7）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8）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1）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2）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3）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4）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5）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6）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7）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8）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1）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2）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3）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4）
到底谁在伪造政府公文（1）
到底谁在伪造政府公文（2）
到底谁在伪造政府公文（3）
到底谁在伪造政府公文（4）
到底谁在伪造政府公文（5）
歌星毛宁京城黑夜遇刺（1）
歌星毛宁京城黑夜遇刺（2）
歌星毛宁京城黑夜遇刺（3）
歌星毛宁京城黑夜遇刺（4）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1）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2）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3）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4）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5）
毛宁被扎伤案真相大白（6）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1）
1999年秋天，因为我的报道得罪了不少权贵，满身伤痛的我被迫从羊城流浪到北京，在京城9年间，我多次被威胁恐吓、多次遭受过权贵部门的打击报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枉法裁决之后，我因为拒绝向那位诽谤我9年之久的邓世祥写道歉书又被北京朝阳法院“合法”地关入看守所……
但是，流浪京城9年间，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就是2006年6月发生在新疆伊宁偏远小县城新源的一次历险……
“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查查你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这是监狱，是国家的特殊单位，你以为你想来就来？！”
在一间普通的悬挂有“纪委办公室”牌子的办公室里，中等身材、披着警服的县级监狱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双眉直竖，怒目圆睁，一边双手拍打着桌子，一边满脸通红唾沫四溅地冲着我叫嚣着。
2006年6月7日。这一天，对于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天正是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第一天；这一天，对于我这位特意从北京远道而来的流浪记者来说，更是特别的一天，因为我正通过合法途径了解一宗有关新源公安农场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时，却遭到他们单位有关领导的百般责难！不仅如此，这位叫杨英明的农场纪委书记还带着人非法限定了我的人身自由，态度极为粗暴地对我进行恶言威胁。
2006年6月7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刚过，其时我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二层的纪委书记办公室里。窗外，葱郁笔直的白杨树在微风之中轻轻摇晃着，几只正伫立在窗前的小鸟被这突如其来的怒吼声吓得一阵扑棱，张开可怜的翅膀慌乱逃窜。几只胆大的则停在附近一棵白杨树冠上，探头探脑地向窗子里窥视，似乎想弄清这偏远安静的农场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像窗外那群突然受到惊吓的鸟儿一样，吓了一跳！还有陪同我一起进来的那位政治处的丁科长也吃了一惊。幸好，此时为我带路的老钱刚刚被杨书记粗暴地驱逐到门外，要不，这位老实巴交的中年人肯定会被吓得大惊失色。
尽管平时采访时，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欢迎或是害怕新闻记者的接待人员态度冷漠、恶劣、粗暴等，但那要么是一些目不识丁的人，要么是文化素质低下的人，要么是不知法不懂法的法盲，要么是知法犯法耍官僚作风的基层小官员。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我面前这位身着警服的人民警察、这位面前摆设着一大堆政治、党建和法律读物、看上去应该比一般老百姓更懂法的公安农场纪委书记，却会用这种态度来迎接我这位从北京来的客人。
我刚进门时，对方那种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早就令我心里不舒服，现在见他用这种粗俗而强硬的态度不问青红皂白地责问我，我自然不可能再沉默了。但是，理智令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杨书记，我早向丁科长声明过，我现在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来了解情况，而是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来采访——退一步而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我是受农场那些女职工的委托过来了解一下她们上访的有关情况，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你为何这样指责我呢？现在丁科长还在这里，我并没有冒称哪家新闻单位来采访呀？我怎么又成为假记者了？”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2）
“哼，你难道不知道采访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单位吗？告诉你，我们这儿是监狱！我们这儿是专门关押犯人的地方！就是新华社、‘焦点访谈’和《人民日报》的记者来这儿，我们也不会接待！不管是谁，都得先通过我们上级领导批准才可以进门！你明白吗？”
尽管对方的嗓门愈来愈高，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他：“杨书记，我也做了十多年的政法记者，对新闻采访的一些规定当然清楚，但是，我此行并不是采访你们监狱里面的事，更不是犯人的生活情况，我只不过受人之托想来了解一下贵农场那些上访的女职工劳动关系的情况。你是警官，学的法律比我这百姓还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请问，我现在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了解情况也算违法吗？你能告知我到底违反了哪条法规呢？”
见我敢与他讲理，这位杨书记更加生气，他呼地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声冲我喝道：“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狡辩？你马上给我老实交代，是谁让你来的？你为什么要管这些事？你今天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见这位身着警服的纪委书记态度如此蛮横，我只好压低嗓门回敬道：“杨书记，你是一位人民警察，是执法者。咱们这儿既然是司法机关，你懂得的法律比我多呀！我只是来了解情况，又不是来闹事，你何必这样呢？你可以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可以不接待我，但你没有必要持这种态度！更没有权力审讯我呀！”
杨见状更火了！他用拳头又击了一下桌子，桌面上一只水杯差点跳起来。他冲我怒吼道：“你给我听清楚，现在是我在问你的话！你现在马上回答我的问话！你不能狡辩！快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得先查清你这种人的真实身份！”
“你凭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你有这个权力吗？”对方的狂妄令我有些忍无可忍，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据理力争。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这样反驳他，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伸着两根指头，指着我叫道：“好！好！你有种，我看你有种……”说着说着，他气呼呼地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冲着话筒叫了一声：“保卫科吗？你们马上过来一下，还有，叫上某某……”
听到对方打电话给保卫科，我想：对方还真要查我的身份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位杨书记是绝对不会让我轻易走出门的。这样一想，我反而平静地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新疆的6月，气候温和，比远方的北京要凉快得多，窗外吹来的风，明显让人略感凉意。但这办公室里却显得火气十足，令人有些窒息。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的目光掠过气冲斗牛的杨书记背后，又落到窗外，以惺惺相惜的心态去寻觅刚才那几只受惊的小鸟，并努力搜索自己走进这座办公大楼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想想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妥。
我是下午3时许，从离此不远的该农场老职工李仁林家出来，在本地市民老钱的带领下，步行五六分钟来到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的。这是一幢六层高的新建楼房，和四周稀疏的低矮职工民居相比，显得鹤立鸡群。
这里只是管理农场监狱部门的行政办公大楼，只不过是一般的机关单位，不是关押犯人的重地，再加上此地的偏僻，除了本场职工，平时很少有外人光顾此处。我进来时大门口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连门卫都没有。因为在进来前我早就打听到有关人员办公室，所以和老钱来到二楼左拐的一间写着“政治处”的办公室。一位姓丁的科长正在看报纸，我敲门进去，说明了来意。对方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连忙客气地让座，并要求我出示有关证件，我当即告诉他：我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不是媒体记者，并将我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会员证递上前去。这位丁科长一听说我是为农场那一百多名女职工的事而来的，不由得挠了挠头皮，说：“我们欢迎你的监督，但那件事不是我管的，所以我不好说什么。这样吧，我带你去找我们的杨书记，此事一直是他在负责，你可以向他了解有关情况。”他说着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部号码，说道：“北京来了一位记者，要了解那事的情况，我把他带到你那儿吧……”在得到对方的同意后，他就带着我和老钱出了办公室，来到楼梯间右手边一个门口上面悬挂有“纪委办公室”标牌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对面一张办公桌前一位年约四十岁、面色黝黑、身着警服的警官一直盯着我们看。他阴沉着脸，虎视眈眈地直盯了我半天。直到丁科长把我的证件呈到他面前，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和采访意图后，对方这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皮都不抬一下。最后还是丁科长让我和老钱坐在靠门口边的一张沙发上。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3）
获知我的来意后，这位杨书记双眼盯着我问：“听说你是北京来的？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把你的记者证给我看看！”我指着丁科长早就递到他手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证”，回答说：“我以前做过十多年记者，但现在不在报社供职了，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说白了，就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吧。”杨书记一听，不高兴地将面前的茶杯推了一下，冲我大声质问道：“你不是记者，那你想采访什么？我看你是从北京来的假记者吧？”然后他又指着老钱喝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忙回答道：“他姓钱，是本地人，是陪同我来的。”杨一听，马上冲老钱大声呵斥道：“你又不是来采访的，还坐在这儿做什么？你给我马上出去！”随后就将惊慌失措的老钱轰了出去……
见对方打电话叫保卫科，陪同我一起进来的丁科长也显得很意外，但他不好说什么，只好冲着我难堪地看了一眼，然后一声不吭地坐着。
几分钟后，一位上穿黑色T恤、下穿警裤的中年男子带着两位健壮的青年人急急地冲了进来。他们围着我看了看，那位中年人严肃地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来这儿有什么目的吗？”我很客气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然后静静坐着不动，等候他们的下一步动作。杨挥着我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证”说：“他自称是北京来的作家，是来过问我们场里那些女职工的事，我们得查实他的真实身份……”中年人接过证件，指着上面的照片与我认真核实了一下，然后问：“这是你的会员证？”我点了点头。这时丁科长插话说：“他以前的确是新闻记者，还写过两本书。喏，都在这儿呢……”这两本书就是《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和《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是我特意带给新疆某报一位记者朋友的。为了赶时间，我一到乌鲁木齐机场后，就接着转机飞到伊宁，所以这两本书就一路随身带着。刚才我到政治处时，丁科长见到我的“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证”后，又要求出示我写的书。我从包里拿出了这两本书，他就直接带到了杨英明的办公室。
中年人翻看着我的书，见上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简介，抬头不时地对照着面前的我，然后问道：“这两本书都是你写出来的？”我又看到他特意指着《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一书的封面，盯着上面我的大幅彩照对照面前的我，看了半天，确信无疑后，这才说道：“看来你还真是位作家呀……”中年人的口气明显软和了许多，起码没有刚才那么咄咄逼人。
我趁机连忙解释说：“这是我的两本有关舆论监督的新书，也是长篇报告文学吧，记录的都是我做记者时的真实经历，还请领导多指正。”随后，我把前往此处的目的和大致情况说明之后，问道：“请问领导如何称呼呢？领导认为我来这儿了解情况是违法的吗？”中年人听完我的话后，口气缓和了许多，他马上回答我：“我是谁关系不大，但我们这儿是监狱，的确不同于一般单位，平时有记者来采访都得先经过上面领导批准，否则就是非法采访。”我笑着问道：“那你认为我今天的行为是非法的吗？”中年人不置可否地回答：“你是以作家的身份来询问的，就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也不是违法。我也知道，像你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很多。但你刚才想问的事，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那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她们上访确实搞得我们这儿影响很不好，因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同志，年纪大了，又没事做，有的是时间，她们在材料上所说的不都是事实，是乱说……”见这位领导态度比杨书记好多了，又开始涉及此话题，我赶紧追问有关情况。但对方很慎重地回答：“我刚才说过，这事很复杂，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你再问这个问题我只能是无可奉告。同时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问此事……”见他这样回答，我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枉然，只好连连打呵呵。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4）
就在我们说话间，那位将双手背在背后、一直阴沉着脸的杨英明书记几次要求另两位身着便服的青年男子检查我的身份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阻止他们：“我再三公开了我的身份，但你们无权查看我的身份证！要查，你们可以打110让当地派出所或公安局来……”见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那两位男子倒也没有强行查看，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我。杨书记见我不买他的账，更加恼怒了，唾沫飞溅地指着我叫道：“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关起来！我叫法院判你的刑，然后关在我们的监狱里……”最后，还是那位中年人小声地把杨英明劝了出去。
杨悻悻地离开办公室后，又转身把其中一个青年人叫了出去。当我几次提出想见一见农场其他领导，以便了解有关情况时，中年人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领导都不在，请你不要问这个事了。说罢，就示意我赶快离开。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对方还是把我的那两本书及会员证还给了我。
但是，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那位纪委书记杨英明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
我和老钱走出办公大楼后，直接来到了前面不远的李仁林家。在我们赶路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从大楼出来的陌生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李仁林、王淑梅和张红秀正焦急地站在门口朝外看，见我们回来，很高兴地把我们迎进屋。面对这些迫不及待想知道情况的老职工，我只好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都如实告知了她们。大家一听，不由急了，两个胆小的还忍不住嘤嘤哭出声来。
我是当天上午10时许，在张红秀大姐、老钱及出租车司机小李的陪同下，直接从附近的巩留县来到李仁林家的。
李仁林今年有五十多岁，与这些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不时唉声叹气的老年妇女一样，她也是新源监狱农场的老职工。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现在老了生活都没有保障，只能靠老伴那极有限的工资生活，两个儿子都在内地打工。见我是从北京来的客人，好客的她说什么也要请我去外面的餐馆吃饭，但被我拒绝了，坚持要在她家里做饭吃。
刚吃过午饭，王淑梅、周玉兰、孟翠兰、加那汗及努尔古力逊等近二十名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老年女职工，都纷纷赶到李仁林家来向我反映她们的遭遇。以下是我了解到的有关这些老年女职工的情况：
新源监狱农场原名新源监狱“五七农场”，原来有妇女职工120多人。1962年初，新源县成立了“新源公安农场”，同年的3月26日，来自附近几家农场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女开始参加该农场的建设。由于当时设在这家农场里的监狱“劳改人员”很少，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女工就与犯人一起参加极为艰苦的劳动。她们的工作量由监狱领导分配，每天从事的都是挖地、种植、建筑等连男子汉都难以胜任的繁重体力活，当时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劳改人员”的工作量。一直到1984年前后，监狱里的“劳改犯人”才慢慢多了起来，此时这些为农场辛苦奉献了二十多年青春的妇女们大都转为农场职工。她们的工资尽管还是很低，但毕竟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能将就养家糊口。谁知，到了1991年，这些女职工们先是被农场以各种借口停止了工作，停发了工资，接着她们的医疗、劳保等福利也被取消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这偏僻而又贫困的边疆地区，她们这些没有多少文化而且年龄很大的妇女们实在无路可走，只好靠各自的丈夫和家人那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当初，她们也曾多次找到农场领导及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讨要公道，但却遭到监狱有关人员的打骂、威胁和关押，并威胁要开除她们亲属的工作，把她们全家清理出农场。迫于监狱有关领导的淫威，这些走投无路的妇女只好忍辱含羞。一直到21世纪初，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这些已进入老年的女职工们终于意识到，她们再不能沉默，她们应该用法律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讨回公道。近两年开始，她们不断找监狱领导和上级的有关部门，但相关部门不是避而不谈就是用各种理由来搪塞、哄骗，并想方设法阻挠她们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