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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
出版后记
自序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啰嗦。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没了资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法。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文革”中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
我的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一个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
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是“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
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的像不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唯一的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
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赶集的联络图，凡欲知我罪我者，请凭此图。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五四”运动固然由新潮知识分子发起，但其变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说是脱胎于对晚清民初政局的思考。民初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国体政体，知识分子的眼光此时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党派以应对上层变革的紧迫要求。但当时军阀交替主导政权的结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灭，短短数年民初知识人中就已累积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五四”运动的爆发从广义上说就是对民主政治改革深陷危机状况的一个回应，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不过是内部政治变革连遭挫折的一个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诱发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悲观情绪。正逢此焦虑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本来被奉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渗透进知识界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思想的转换过程。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其实，“五四”时期活跃着一批边缘知识群体，这批人没有如“五四”核心圈那样显赫的留学经历和名牌学堂的出身背景，却逐渐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不小的舆论和行动能量，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稍加注意，我们就会看到，从“五四”到“后五四”阶段，知识群体一直呈现一种“核心—边缘”的不均衡分布状态，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厌弃民初政治变革失败的悲观气氛里开始转向了文化讨论，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人随之把“五四”运动烙上了“思想文化运动”的色彩，他们以北京为中心，活动位置处于“五四”的核心地带。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则一直游离在边缘的位置，“社会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他们才渐趋活跃。但由于其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混乱不清，导致其组织新型社会的行为缺乏可操作的实践功能，最后难免流于失败。而另外一批身处核心圈外的知识人则开始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第一师范群体就是“五四”知识圈辐射范围之内最外围的网络群体。
为什么说，这批人身处“五四”舆论圈的最外围呢？理由是毛泽东一直与“五四”核心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和文化资本，毛泽东无法加入核心话题的讨论，而是采取了冷眼观望的态度。除了北大短暂的图书馆员生涯之外，毛泽东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恐怕仅反映在他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毛泽东于此文中强调“精神训练”与“身体锻炼”之间的关系，认为“身体”与“知识”之间若发生关联，必须经过艰苦的“体育”训练才能实现。因为过多突出了行为实践对心灵改造的范导意义，这套论述与“五四”核心圈单独强调“伦理革命”的突出作用和个人觉醒价值的主流话语并不合拍。同时，文章的主要论点来源于中国的思想传统，如采纳清初士人“经世”实践的方略，却批评近代新式学堂教育中把“体育”形式化的模式，等等，更是不合时宜的论调。
既然缺乏“五四”核心精英的留学背景和高等学历作为文化资本，毛泽东转而采取发掘地方历史传统的方法以编织自身的身份网络。他的基本思路是，以湖南区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位置和贡献作为凝聚知识团体和组织社会动员的基本资源，比如他特别推崇如下史实：湖南从以往默默无闻的荒蛮之地通过平定“洪杨之役”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区域，曾国藩等人就是利用亲属师友网络来强化湖南人注重实践的行事风格，此风格强调“知识”必须从躬行践履的政治行动中得到验证，否则必定劳而无功，从而为湖南边缘知识群体在“五四”时期争夺舆论位置提供了近代历史依据。毛泽东早年参与“湖南共和国”独立运动即与这种地方性的历史情结常纠葛于胸中不无关系。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他在岳麓山举办过“新村实验”，但毛泽东最终选择的行动方略显然与无政府主义有了很大区别。“五四”时期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组织，也有不少打出了实现“社会革命”目标的旗号，却多在具体行动时不时表现出个人主义式的意气用事，在各种理念的设计上过多依赖于西方的原创思想，却很难与中国之实际状况接榫，故总表现出幻想大于实际的虚夸状态。
要谋取“社会革命”的成功，显然不可以仅凭个人主义的书生激情论辩，而是必须以个人网络的联系为基础，最终要超越个体的层面进入到高度组织的程序之中方能成事。加入其中的人必须受到超越个人之上的戒律和理想目标的强力约束，才能付诸有效的革命行动。当时“五四”的众多社团中没有一个组织符合这个要求，可能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构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特征，会员均来自湖南第一师范，他们共享着近代湖南凭借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实践取得成功的历史记忆，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责任伦理。不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极度厌恶各种类别的政治行动，“新民学会”不排除通过政治手段争取社会平等和广大民众利益的实现，甚至不排除借助暴力手段。这样就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组织戒律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又能使之超越地方历史意识和个人网络的局限，在更高的准则上确认自己的奋斗目标。
“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社会主义者延续了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我以为，“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后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一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样意识到，现代官僚机构和教育体制对人性具有压抑作用，比如毛泽东毕生都在批判现代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不通，一生都想实现“社会”与“学校”相通相融的梦想。这让我们联想起当年他的乡先辈左宗棠任书院教习时，不在屋内授课，反而跑到山里实地演练攻守进退之战法的轶事，可见其思想与湖湘经世派有着多么微妙相似的渊源关系。“五四”前后，毛泽东曾亲自试办自修大学、夜校、新式私塾等机构进行教育试验。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学校里增加了务农务工课程，直至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均成为毛泽东持续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隔阂的不懈尝试。高等教育的专门化与社会知识吸取途径的日益脱节成为毛泽东一生自青年时代起就挥之不去的梦魇。
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略是建立在科举制的废墟之上的。在我看来，科举制实际上是一个沟通上层体制与底层社会的筛选机制，一部分成绩优秀者如举人、进士被提升到官僚阶层职掌上层政治事务，另一部分秀才、贡生等则被沉淀到基层组织网络中担当民间事务的协调人。这两部分人又分别承担国家的行政和地方自治事务，上层以官僚行政机构为依托完成职责，下层则以宗族等组织为基础行使职权，依附在宗族系统之上的所谓“士绅阶层”就像一条基层组织的输血管，通过科举功名的认同网络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种上下循环的良性系统。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才相对均匀地散布在地方上，成为基层建设的支撑力量。费孝通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曾分析过915个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发现他们从地域分布上说，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从省份上看，直、苏、浙、鲁、皖、晋、豫7省，乡项百分比超过城项的有鲁、皖、晋、豫4省。这些数字说明科举制的运转把大部分人才都留在了乡村。这些人物中父亲已有功名的和父亲没有功名的比例，城乡双方几乎相等：城方是68︰32，乡方是64︰36，说明士绅即使跃登龙门后也多能返本归根，回到地方效力，再继续培养人才。科举实际上不仅为官僚系统提供人才，还通过循环作育的环节，为草根社会筹备人才。所以费孝通认为中国士大夫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
清朝灭亡后，科举制随之被遗弃，输血管被强行阻塞，这套上下贯通的循环系统也随之不复存在，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尽管科举制被取消，但基层系统的大部分组织至少在形式方面尚保存完好，没有完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的根基，其能否生存还有转圜的余地，问题在于地方组织如宗族作为输血枢纽的地位能否得以保留，成为社会变革是否合理的关键。然而，历史却走向了反面，在基层起着运转枢纽作用的家族体系在“五四”时期被一致视为攻伐的对象，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家族有罪论”到社会主义者如毛泽东的“四大枷锁”论，都把家族列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社会革命”一度成为“家庭革命”的同义词，在狂飙突起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家族”、“宗族”以及士绅阶层等都是首先被扫除的对象。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对待乡村传统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上层政治改革”，对基层网络包括士绅社会关系抱有维持现状的态度，还试图维系其原有功能，比如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民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在辞去总理职务时跑到自己的家乡香山县做起了县官。一些知识精英也主张保留乡村中的家族制度作为变革的基础，比如潘光旦就曾比较“民族意识”和“家族意识”，认为“家族意识”的发展不是弊端，甚至说真要有强有力的民族意识，非先有适当的家族意识不可，真正的民族意识是以家族意识为张本，而脱胎于家族意识的。潘光旦进一步论证说：“所以我们目下所求的，决不是家族意识和家族意识所由培植的工具的革除，决不是以民族意识完全代替家族意识；而是家族意识畸形的修正和这种工具的利导与限制，使不再教家族意识走上畸形发展的途径。宗祠的制度在农村中心的社会里，自有它教育的、伦理的、经济的效用，应在利导与限制之列，而不在取缔与革除之列。”
然而，基层社会以士绅为治理细胞的组织结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趋于崩坏，几乎无法修复，城市的新型教育系统吸纳了乡村的大部分人才，却缺乏有效的机制向乡村反馈文化，城乡人才循环系统被破坏，基层甚至处于劣绅恶霸当道的境况。面对此困境，中国共产党则主张依靠发动基层民众彻底舍弃传统乡村权力骨架，实现社会变革。这就等于彻底摧毁了士绅作为基层文化承载者的角色，却又缺乏合适的替代者。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号召和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乡村流动的办法，弥补基层社会在“士绅阶级”消失后缺少文化资源的窘境。这种强行输血的方法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短暂输血的效应而无造血的能力。他没有意识到，城市知识青年所接受的现代学校教育是西方式的专门化教育，与基层的传统教育毫无关联。他的构想是一方面通过城市向农村进行政治输血，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知识阶层拥有日常劳动的特征，显然还是延续了无政府主义时期企图建立“社会组织”新式职能的预想，但却因无法与乡村传统进行有效衔接而归于失败。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尝试，与以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最大区别即在于，它无法对象化于任何一个“政治轴心”来定位自己的象征身份。以往的运动如洋务运动（经济变革取向）、戊戌维新运动（制度变革取向）的着眼点，都放在对“政治轴心”进行有效的修补与调整上，这种调整的前提是对一系列既有历史文化原则的基本确认。曾国藩曾言：“彼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机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礼仪，安有政治之足言。” 曾氏对中国基本礼仪价值的认同，说明文化可以规定出政治合理的程度，同时也喻示出文化与政治不可离异的联动关系。
戊戌时期的制度改革仍然借用了“公羊三世说”甚至两汉的谶纬学遗统，基本政治目标乃是借助光绪皇帝这个政治轴心作为象征符号推行变革，这恰恰深刻反映出了政治轴心与“道统”支持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五四”时期则情形大变，“五四”知识分子已不能从既有的政治中心资源中获取任何制度与符号的支持，相反，“五四”学人恰恰是在反对政治帮闲的抗议声中开始步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的。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相当矛盾的地位上，其表现是，他们既要在失去政治轴心的情况下重估乃至批判传统文化的作用，又要采取以文化衡量政治的传统形式去重构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同时又想通过文化批判建设清明政治。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
把政治建设问题归约为文化的作用，再把中西传统文化问题进一步归约为本质性的“时代精神”的较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形成了“五四”时期的一个逻辑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出发点带有极其实用化的目的，它的终极目标是摧毁束缚中国人思想的旧道德、旧伦理与旧思想。发起这场运动的不同知识群体的初衷虽然各异，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单纯的文化革新运动，而是受隐于其后的政治救国动机和目标所支配。尽管如此，由于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基本采取了疏离以国家建制更新为主体的政党政治运动，使得对民主的讨论缺乏实际制度设计和运作的支持，而变得十分空泛脆弱。与此同时，以“科学”为标识的中西文化论争，也并没有扣紧国家建设需要的政治设计取向，而是越出了民族—国家政治设计所规定的言论范围，在更为广泛的世界分野中独立确定了自己的文化比较单位。这种比较由于其更加抽象而学术化，从而疏离乃至违背了一部分人以文化问题的解决为救国之途径的初衷。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后期，已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再也不满意用这种知识类型学的方法寻究问题的方式，转而寻求更切合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