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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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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1）
中译本序言（2）
中译本序言（3）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1）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2）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3）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4）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5）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6）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7）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8）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9）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10）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11）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1）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2）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3）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4）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5）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6）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7）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8）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1）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2）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3）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4）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5）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6）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1）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2）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3）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4）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5）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6）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1）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2）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3）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4）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5）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6）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7）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1）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2）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3）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4）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5）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6）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7）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8）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9）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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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 ／ １
原序 ／ １
第一章地方和中央： 云南对重庆 ／ １
第二章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 战争年代 ／ ３２
第三章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 ／ ５７
第四章国民党的政治内幕： 三民主义青年团 ／ ７５
第五章国民党的政治内幕： 革新运动 ／ ９３
第六章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 １１４
第七章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 ／ １４２
第八章蒋经国和金圆券改革 ／ １５５
第九章谁丢失了中国？——蒋介石的自辩 ／ １８６
结论： 暴风雨与革命 ／ １９７
Bibliography ／ ２０６
参考书目 ／ ２４１
译后语 ／ ２６０
中译本序言（1）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 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中 译 本 序 言毁 灭 的 种 子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望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
易劳逸原序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数日之前，虽然蒋介石在上海血腥镇压了共产党人，但新政府还是在群情鼎沸之中接管了权力。国民党的统治似乎预示了一个平安、繁荣和民族自强的新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被军阀混战耗尽民力，为外国列强鱼肉凌辱之际。
然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民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削弱了国民党改革派的决心，耗费了新政权的物力。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复兴计划。
不过，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二年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吉祥之兆。经济稳步上升，各省似乎和中央政府取得了协调一致，民众也基本上对政府抱着新的乐观态度和良好愿望。特别是1936年9月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三个月返回南京，更大大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因此，在当时的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国民党政权大概是能够实现其初衷的。人们通常用“政权”这一术语来指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就像他们所说的“苏联政权”或“卡斯特罗政权”，而不说“美国政权”或“英国政权”。我引用这一术语出于不同原因，即表现国民党政治状态中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在国民党、前国民政府以及军队三个中的任何地方。此处并无任何轻蔑的用意。
中译本序言（2）
正是这些假象掩盖了蕴藏着的积弱和动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毋庸讳言，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这种状况，就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的：“各种集团都可以各显神通，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和能力。商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流民抗议；还有军队政变。”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第196页。国民党政权难以摆脱这些外界的影响，同样，这些影响也很少对他有所触动。
原序毁 灭 的 种 子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北全线崩溃，但蒋介石还是全国公认的领袖。1938年10月以前，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武汉，于是民众就把高昂的士气和热情誉之为“武汉精神”，以激励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不到十年，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军队缺乏战斗力，知识阶层，包括学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早已对这个政权不抱幻想。农民、城市工人，甚至商业阶层（如一向对共产党百般恐惧的资本家）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强大。到1948年中，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支军队具备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他们富有革命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所缺乏的。因此，上帝的旨意，如果有的话，迅速而决定性地倾向于共产党人。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心灰意冷地引退到老家浙江溪口，最后来到台湾。八个月后，和平之神降临北京城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是像国民党人长期以来争辩的那样，因为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国民政府，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绝对支持和物质援助？还是因为1937年以前就业已暴露的种种弊病，使这个政权在40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采取了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对表面特性的描述，也不奢望一览无遗。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
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材料来自1937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然，这个方法的成功，主要依靠对选择的事例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事例的标准是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典型性要求事例充分反映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方面。这样，再对其做仔细的研究，就能勾画出国民党统治的总的特点和过程。可研究性要求包含这些事例的材料是丰富的，能产生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有几次，在我研究一些事例时，由于所需的材料未能具备，所以只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如果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带有选择性的话，那形成的看法将会是片面而经不起推敲的。因此，我认为事例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将有助于我们对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即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有利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们推进他们对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的学习。
本书的第一章所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战时建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以龙云为首的昆明地方政权的关系。早在1966年，谢里登（James E. Sheridan）就用“军阀主义余孽”来说明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尽管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而实际上由割据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权仍然顽固存在。谢里登，1966年发表的《中国军阀：冯玉祥一生》，第14—16页。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军阀主义余孽依然深深地潜伏在这个政权的躯体之内。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许多嫡系部队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覆灭，因此，国民党政权内的政治离心力加大了。照地方军阀看来，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相对削弱。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断遭到挑战。抗战期间，云南势力同中央政府屡次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仇视和猜忌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里，也许加速了国民党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的失败。
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弊病。但是，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采取其他的措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现有的关于这场革命所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农民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对国统区的农民则完全忽略了。在本书的第二、三章内，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忽略。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从农民那儿获得人力、财力和粮食的供给以支持战争。因此，农民的安乐是受国民党政策和行为影响的。例如，1941年，国民政府对征税办法进行了改革，开始收取土地实物税而不是货币税。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机构也把其他的一些税项加在农民身上。通过对各种税则及其对农民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入木三分地看到这个政权下猖獗的营私舞弊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政府同税收的承担者农民和在乡村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士绅的关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同第一章所说，国民党政权机制内的一系列弊端来自中央政府，因此它从未有效地把它的权力贯彻下去。它不得不向地方乡绅退让，允许他们来决定谁应该纳税及交纳多少。在农村中，无权无势的人被迫承担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农民对这些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诸如无休止的征兵拉夫，显然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中译本序言（3）
本书所介绍的第三个研究成果是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