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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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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国会纵火案（1）
国会纵火案（2）
国会纵火案（3）
国会纵火案（4）
柏林的疯狂年代（1）
柏林的疯狂年代（2）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1）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2）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3）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1）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2）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3）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1）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2）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3）
文化的浩劫（1）
文化的浩劫（2）
文化的浩劫（3）
文化的浩劫（4）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1）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2）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3）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4）
尴尬的“血腥之夜”（1）
尴尬的“血腥之夜”（2）
尴尬的“血腥之夜”（3）
血腥的早晨（1）
血腥的早晨（2）
血腥的早晨（3）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1）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2）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3）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4）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1）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2）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3）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4）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5）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2）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3）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4）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5）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6）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7）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8）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9）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0）
粉红色三角（1）
粉红色三角（2）
粉红色三角（3）
粉红色三角（4）
粉红色三角（5）
粉红色三角（6）
“疯狂”医生（1）
“疯狂”医生（2）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1）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2）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3）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4）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5）
一个艰难的任务（1）
一个艰难的任务（2）
一个艰难的任务（3）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1）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2）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3）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4）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5）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6）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7）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8）
译后记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二战期间，纳粹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进一步加深，同性恋者成了纳粹的对立面和仇敌，成为必须被消灭的人。十多万名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这种迫害进一步蔓延到广大的纳粹占领地区。
解放以后，受害者、见证人以及历史学家都对此三缄其口，长期保持沉默。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悲惨事实似乎从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了。
本书作者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这段被埋藏的历史，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让•勒比图（Jean Le Bitoux）1948年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法国解放后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创办同性恋报纸《Gai Pied》。他是“集中营同性恋被囚禁者纪念馆”主席，是《我，皮埃尔•塞尔，被囚禁的同性恋者》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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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清洗
国会纵火案
柏林的疯狂年代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文化的浩劫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尴尬的“血腥之夜”
血腥的早晨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第二章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粉红色三角
“疯狂”医生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一个艰难的任务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第三章无忧的巴黎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第四章萨特，无须负责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第五章重新认识之路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悼念之艰难
死者的名分
不可告人的结盟
正面人物
同性恋和公民权
结束语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丛书总序
丛书总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 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国会纵火案（1）
另外一个关注这些青年人和这个德国的人是达尼埃尔•介朗，他在同他的巴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之后，先动身去了黎巴嫩，然后前往印度支那，他在那儿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残忍统治。1930年回到巴黎时他26岁，在贝尔维尔区当印刷工人。1985年，他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从1932年开始，我就感觉到纳粹主义的上升。而之前的1930年，我们虽然对纳粹势力急剧增加有强烈印象，但还不觉得它的危险性。对墨索里尼的回忆已渐渐淡忘，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21］ 此时，这位《褐色瘟疫》一书的作者对德国进行了两次访问。他写道:“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32年夏季，希特勒还未上台。第二次是1933年的四五月间。这是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旅行。第一次是步行，身上背着背包，有一个伙伴同行。我们晚上住在青年旅馆，那儿有许多可爱而浪漫的青年，这些青年的活动，就是弹着吉他和曼陀林，在马路上边走边唱。”总而言之，达尼埃尔•介朗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青年同流浪的同性恋者之间有何界限。他承认自己16岁时就是同性恋，而且从不向人隐瞒。他说:“但我从不做爱，也从未看见同性恋者公开做爱。同性恋无非是男孩子之间友谊的升华，它在当时是很光彩、很时髦的。”
下一年的旅行使他的美梦变成了噩梦:“1933年，一部分青年旅馆已经希特勒化了，人们不得不常常同纳粹青年艰难地争吵。在某些旅馆里，有人怀疑我可能是间谍，我受到威胁。”几年后，他在挪威被纳粹逮捕，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个欧洲抵抗组织，其实那既非宗教团体，也不是戴高乐或共产党的组织。
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也要去柏林访问，那是1934年，他27岁。192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的出版使他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他很快就成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敌人，于是设法离开了他的祖国意大利。他访问了欧洲很多国家，去过伦敦、巴黎和慕尼黑。1987年，他在巴黎刚过完八十大寿时，我同他相遇并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回忆起在那些黑暗年代中在德国一次短暂的逗留:“我是坐三等车离开罗马的，因为我没有很多钱。我下车后，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一家叫豪索诺夫的豪华酒店。第二天早晨，我才搞清楚，我是这儿很少几个平民百姓中的一个，周围尽是些穿褐色服装的武装分子。晚上，从酒店出发，我参加了雄伟壮观的火炬游行，在行进中，我看见阿道夫•希特勒向人群挥手。我吓得够戗，知道此地绝不能久留。第二天赶紧购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22］
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柏林是欧洲三大同性恋首府之一，另两个是伦敦和巴黎。在东方，圣彼得堡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西方，纽约超过了欧洲，开始成为值得信赖的消闲娱乐和逃避恐怖的去处。这些首都城市使那些正在追求自由的国家的人民心向往之。城市的光明也像它的黑暗一样，吸引着那些在自己老家生活得不如意的同性恋人群。一个德国同性恋者30年代初期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