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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1）
空 屋
福尔摩斯归来记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整个伦敦对可敬的罗纳德·艾德尔十分不寻常而神秘的谋杀事件极其关切，上流社会的人们更因此事丧胆。一般大众已由警方的侦查结果得知罪案的特点，但是在当时仍有许多内容事实隐而不宣，因为这案子的起诉理由十分有力，因此就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实公布出来。一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被允许将整串事情的一些重要环节说出来。罪案的本身已经够令人感兴趣的了，但对我而言，这与随之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这些随后发生的事比我一生中任何奇异的经历都要使我震惊。就算是现在，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我一想到这些事，仍使我震颤不已，也使我再一次地由心底涌起欢愉、惊叹与难以置信之感，而完全掩盖了我的理智。那些偶尔对我提到对于一位十分卓越的人物的思想及行动感兴趣的人们，我得说，请不要责怪我不与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人亲口绝对禁止我说出来，我会把将这些事公布出来视为我的第一要务。而这项禁令一直到上个月三日才撤销。
可以想得到的是我与福尔摩斯的亲密接近使我对罪案深感兴趣，而他失踪之后，我也从来没有遗漏地仔细阅读每一个公开给大众知晓的不同案件。而且甚至不止一次，为了满足我自己，我将他的方法用于解决这些案子，虽然并不怎么成功。然而，其中没有一件案子像罗纳德·艾德尔这件悲剧更能引起我的注意。当我阅读这案子侦讯的证据，从而断定这是对某个或某些不知名人士的蓄意谋杀时，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福尔摩斯的死对社会是个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件奇怪的事之中有许多疑点，我相信一定会引起他特别的兴趣，而且经由这位欧洲第一流的罪案专家训练有素的观察及敏锐的心神，警方力有未逮之处可以简单弥补过来，而且甚至更可能超前一步。整日，在出诊的路上，我心中就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在我看来堪称理由充分的解释。虽然大众已知道了侦讯的结果，但我在这里还是要重复叙述一下各项事实的概要。
罗纳德·艾德尔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当时是澳洲某一殖民地的总督。艾德尔的母亲因白内障由澳洲回来开刀，她和儿子朗诺、女儿修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加入了上流的社交圈——截至目前为止，据悉他没有仇人也没有特别的恶习。他曾经与卡斯戴尔的伊迪丝·吴德利小姐订过婚，但数月前，经双方同意将婚约解除，尔后也没有留下什么了不得的影响。后来他生活的圈子就限于狭窄而保守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的习性颇沉静而天性也不冲动。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年轻贵族，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招致了十分奇特且始料未及的死亡。
罗纳德·艾德尔十分喜欢玩纸牌——经常玩，但从来没有到会伤害自己的地步。他是博温、卡文迪希及贝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据知，他死亡那天晚餐之后，曾在贝格特尔俱乐部玩了三盘惠斯特牌戏（注：这是一种以全副扑克牌四人分两组、三盘决胜负的纸牌游戏，是桥牌的前身），他下午也曾在那儿玩过。由与他一起玩牌的人——莫瑞先生、约翰·哈弟爵士和莫兰上校——证实，他们玩的是惠斯特，大家牌运都差不多。艾德尔可能输了五镑左右，但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他的财富相当可观，因此输掉这点小数目不可能对他有何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俱乐部玩牌，但他玩得很谨慎，通常结果都是赢家。由可靠的证据显示，几星期前，他曾在一局牌戏中与莫兰上校搭档，从葛佛瑞·米勒及巴莫若爵士那边赢了四百二十英镑。这些近况系由侦讯中得知。
罪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他十点正由俱乐部回家，他的母亲及妹妹该晚去了一位亲戚家里。仆人发誓听到他进入二楼前房，那个房间通常作为他的起居间。他在房中生了火，由于有烟冒出，所以他开了窗。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及她女儿回来，房中都没有传出过任何声音。由于想跟儿子道声晚安，梅努斯夫人想进入儿子房间，但门被反锁，不论她如何敲打和叫喊都得不到回音，于是她找人帮忙强行撬开房门。他的头部被左轮枪子弹严重击伤，但在房间找不到武器之类的东西。桌上有两张十英镑的纸币及十七英镑十先令的金银币，那些钱被堆成数小堆，每堆金额不同，同时旁边一张纸上记着一些数字，每个数字旁边都有一些俱乐部朋友的名字。根据这个推测，他死前认真计算他玩牌的输赢。
详细调查周围的环境只是使案情更加复杂。首先，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把房门由里锁上，有可能是凶手所为，事后由窗口逃走。然而，窗口离地至少有二十英尺，下面是一个盛开着香红花的花圃，花及泥地都没任何践踏的痕迹，分隔房子与马路的一小块草地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显?是年轻人自己锁的。但他怎么死的呢?没有人可能由窗口爬进来而不留一点痕迹。如果是一个人由街上经窗口射击进去，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个神枪手，才能以左轮枪加害并造成如此严重的枪伤。而且公园路是一条经常有人经过的通路，有一个马车站就在离房子不到一百码之处，但没有人听到枪声。然而，这里有死者一名，就像一般软头子弹那样进口小、出口大的由伤处穿出的左轮子弹一颗，所造成的伤必定导致立即死亡。这就是公园路命案的现场状况。再加上完全找不出谋杀动机，使得案情更趋复杂，因为，就如同我曾提过的，并没人知道年轻的艾德尔有何仇人，而且房内的金钱及值钱的物品也没被移动过。
整天，我将这些事实放在心中反复思索，竭力想找出一个符合所有事实的理论，以及一个阻力最小的方向，就如我那位不幸的朋友所称，这是每一个侦查的起点。我得承认，我没什么进展。傍晚时分，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六点左右来到公园路顶端的牛津街。有一堆闲人散在路边，都盯着同一个窗口张望，使我知道那就是我来察看的房子。一个高瘦的人戴着墨镜，我非常怀疑他是便衣侦探，他正在述说他自己的推论，一堆人围在他身边听着。我尽可能靠近他，但是他的论点在我看来很荒谬，因此我不屑地退开了。就在
我走开同时，撞到了站我后面的一位佝偻的老人，撞落了他手中拿着的几本书。我记得我捡起来的时候，看到其中一本是《树木崇拜的起源》，使我认为他必定是个贫穷的藏书者，他不知是为了做生意还是个人
空屋（2）
撞落了他手中拿着的几本书
嗜好，收集不易发现的书籍。我极力为这意外向他道歉，但是很显然在他眼中这些被我撞落的书十分宝贵，他口中轻蔑地怒骂着，转过身去，然后我看着他屈曲的背及白色的胡须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对公园路四二七号的观察并不能澄清我心中深感兴趣的这个难题。房子与马路是以一道矮墙及木栏间隔，总共不超过五英尺高，因此，任何人十分容易就可进入里面的花园；但是窗子是完全不可能进去的，因为旁边既无水管也无任何东西可供身手矫捷的人攀爬而上。带着比之前更深的困惑，我折回肯辛顿家中。我在书房还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个人想见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古怪的藏书老者。他那尖瘦枯槁的脸由满头的白发须中露出，而他那些至少有一打的宝贝书籍则牢牢夹在他的右膀下。
“先生，你看到我必定大吃一惊吧。”他以奇怪而带着嘶哑的声音说道。
我承认我的确如此。
“呃，先生，当我蹒跚地走在你后面，正巧看到你走进这屋子时，我心中有些不安。我对自己说，我还是进去见见这位仁慈的先生吧，告诉他如果我刚才的态度有些粗暴，并无恶意，他替我捡起书来，我该向他道谢。”
“你对这小事太客气了，”我说，“我能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谁的吗?”
“是这样的，先生，如果不是太冒昧的话，我可以说是你的邻居，因为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转角处。我很高兴能见到你。可能你也收藏书籍吧，先生。这里有《英国鸟类》、《加塔拉斯》（注：罗马诗人）及《宗教战争》——每一本都是减价书，再加五本书，正好可填满你书架第二层的空隙。现在那上面看起来不太整齐，不是吗?先生。”
我转头看了一下身后的书柜。当我再转回来时，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着对我微笑。我跳起身来，完全不敢相信地对他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我必定是晕倒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晕倒。我眼前的确是旋绕起一阵灰雾，然后，当我清醒时，我的领口被解开了，唇上有着白兰地留下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俯身在我的椅上，手中握着他的细颈酒瓶。
“亲爱的华生，”他以我极端熟悉的记忆中的声音说，“我要向你致以十二万分的歉意。我没想到你会如此激动。”
我紧抓着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叫道，“真的是你?你真的还活着?你成功地爬出那恐怖的深渊，可能吗?”
“等一等，”他说道，“你确定你身体吃得消谈这些事吗?我没有必要的戏剧性出现给了你严重的刺激。”
“我没问题了。但是，真的，福尔摩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帝!真没想到是你——全世界的人，除了你——会站在我的书房中!”我再一次地抓住他的袖子，感觉下面削瘦而有力的臂膀。“啊，不管怎样，你不是鬼魂，”我说。“老友，看到你我是兴奋过度了。坐下，告诉我你是怎么由那恐怖的深壑中活着出来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以他原来那种冷漠的态度点了一支烟。他身穿着书商所穿那种褴褛及膝的长外衣，其他那堆白发和几本旧书都已放在桌上。福尔摩斯比以前看起来还要消瘦，依然敏锐，但在他鹰钩形的脸上有着一层苍白的颜色，使我知道他最近的生活并不健康。
“我真高兴能伸伸腿，华生，”他说，“要一个高个子连着几小时把身高缩短一英尺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嗯，老兄，至于对那些事情的解释，我可能需要你的合作，我们面前还有一晚艰巨的工作。或许等工作完成以后再跟你把整个情况解释清楚比较好。”
“我好奇极了。我真希望现在就听你讲。”
“那你今晚跟我一起行动?”
“不论何时何地，悉听尊便。”
“这样实在跟以前一样了。在我们走之前我们还有时间饱餐一顿。至于有关那个深壑，我爬出来没什
空屋（3）
么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跌进去。”
“你根本没有跌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跌进去。我留给你的短笺是真的。当我看到莫里亚蒂教授那可怖的身影挡在通往安全的小径时，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我侦探生涯的结束。我由他灰色的眼中可以看到他残酷的意图。因此，我与他谈了几句，取得他大方的允诺，让我写了那封你后来看到的短笺。我将短笺与他的香烟盒及登山手杖一起留下，然后沿着小径走下去，莫里亚蒂仍然紧紧跟着我。当我走到小径的尽头时，我站在深壑边缘。他并没有掏出武器，但他向我冲过来，伸出他的长臂抱住我。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没戏可唱了，只是急于拼死向我报复。我们在瀑布边缘蹒跚地扭打，但是我懂一点日本柔道，这不止一次帮助过我。我挣脱了他的紧抱，他恐怖地发出一声尖叫，双脚疯狂地踢了几秒钟，双手向空中猛抓，但他无法保持平衡而摔了下去。我将脸伸出边缘向下望去，只见他落了很长一段距离，撞上一块岩石，弹了出去，摔入水中。”
福尔摩斯边吐着烟圈边叙述着，我惊奇地听着他的解释。
“但是那些足迹!”我叫道。“我亲眼见到两行走往小径尽头的足迹，但没有走回来的。”
“是这样的。就在那位教授消失在我眼前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命运给了我一个多么幸运的机会。我知道莫里亚蒂不是唯一发誓要杀死我的人，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而他们想向我报仇的心理只会因为他们首领之死而增加。他们都是很危险的人物，迟早会有一人找上我。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深信我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就会自由行动，很快地就会露面，迟早我就可以毁灭他们了，到那时候我可以宣布我还活着。这些念头在我脑中迅速转动着，我相信在莫里亚蒂教授还没落到莱辛巴赫瀑布底时，我已全想好了。
“我站起身来，检视着背后的岩壁。几个月之后我曾以极大的兴趣读到你对这件事的生动描述，在那里面，你很肯定地说那岩壁是陡直峻峭的，但那不完全正确。它上面有几处小的落脚处，及一些狭长的突出部分。那岩壁太高，很显然不可能爬上去，但要走出那潮湿的小径而不留下足迹也同样不可能。事实上，我也想过倒着走出来，就像我以前曾在类似的情形下做过的那样，但三行同一个方向的足迹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个诡计。因此，为了万全之计，我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华生，那不是件很轻松愉快的事。瀑布在我脚下怒吼着。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我发誓我似乎听到莫里亚蒂的声音由深渊中传来对着我尖叫。任何失误就是死亡。不止一次，我手中抓着的草丛滑脱了，或者脚滑出了潮湿的岩石凹痕，我以为我就此摔死了，但我挣扎着向上，终于抵达一条几英尺深、覆盖着柔软青苔的狭长岩壁突出处，我在那里可以很舒适地躺着不被看见。华生，当你以及与你同来的人在以最怜悯但不甚正确的方法检视我死亡的现场时，我就躺在那上面。
“最后，当你们下了不可避免的但完全错误的决定回旅馆后，我就被单独地留下了。我以为我的整个历险就此结束，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显示出仍有一些会令我吃惊的事在等着我。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然经过我身旁，击中小径，又弹入深壑中。有片刻时间，我以为这只是巧合，但是顷刻之后，当我抬头向上望去时，看见一个人的脑袋露了出来，他的背后是逐渐暗去的天空，紧接着又一块岩石落下击中我躺着的狭窄岩石突出处，离我脑袋不到一英尺。当然，这动机很明显了，莫里亚蒂不是一个人来的，有个同谋——即使只看到一眼，我就知道这个同谋是个多危险的人物了——在莫里亚蒂攻击我时替他把风。他在我看不到的距离之外，看见了他的同伴之死及我的逃脱。他等着，然后设法到了岩壁顶上，极力想继续完成他的首领未完成的计谋。
“华生，我没花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一切。我再一次地看到那冷酷的脸由岩壁顶端露出，我知道接着又会有一块石头砸下来。我匆忙地爬落到小径上，我想在我冷静的时候是做不到的，那比爬上去还要困难百倍，但我没有时间去考虑爬下来的危险，因为就当我的手仍吊在岩壁突处的边缘时，又一块岩石由我身旁落下。爬了一半时，我的脚滑了一下，但是，总算上帝保佑，我落到了小径上，不过身上割伤而流着血。我立刻拔脚逃走，在黑暗的山中走了十英里。一个星期后我到了佛罗伦萨，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只有一个能信任的人——我的哥哥麦考夫。亲爱的华生，我要向你致十二万分的歉意，但是我必须让人们认为我已死了，这十分重要。如果不让你也相信我已死亡，你是不会那么深刻地写出我悲惨的结局的。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有好几次忍不住要提笔写信给你，但每次都担心由于你对我的挚爱，会使你做出不谨慎的举动从而泄漏了我?秘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在今天傍晚当你撞落我的书时，我转身走了，因为那时我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只要你略露惊讶及激动，就会暴露我的身份并导致无法挽回的致命结果。至于麦考夫，我必须告以秘密，因为我必须从他那儿取得我需要的金钱。在伦敦这方面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我预期的那样顺利，莫里亚蒂那帮匪徒中有两个最危险的分子，也是对我本人最欲报复的敌人，仍逍遥法外。因此，我有两年到西藏去旅行，极有兴趣地造访了首府拉萨，并在为首的喇嘛那儿盘桓了一阵子。你可能由报章上读过一个叫辛格森的挪威人不寻常的探险，但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你老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顺道造访了麦加（注：伊斯兰教圣地），并拜访了在喀土穆（注：苏丹首府）的伊斯兰教领袖，那是个短暂但极有意思的拜访，那次拜访的结果我已报告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实验室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事一项焦煤油衍生物的研究，这次研究有了满意的结果。后来得知我的敌人只有一个留在伦敦之后，我已准备回来，而公园路的这件神秘案子加速了我的行动，因为不只案子本身引起我的兴趣，而且似乎给了我一个十分特别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亲自去了贝克街，把赫森太太弄得歇斯底里，并且发现麦考夫仍保留了我的房间并将所有东西都保持原样。就是这样，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又坐在我原来房间的扶手椅中了，只希望我的老友华生能与往常一样坐在另一张椅子中。”
这就是在那四月的傍晚我所听到的奇异叙述——如果不是实实在在看到了我以为再也不会看到了的高瘦身形及敏锐热切的脸，我是完全不会相信这个叙述的。不知用什么方法，他得知了我丧妻之痛，他以态度而非言语表达了他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