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前言
1949破立（1）
1949破立（2）
1950离合（1）
1950离合（2）
1950离合（3）
1950离合（4）
1950离合（5）
1950离合（6）
1950离合（7）
1950离合（8）
1950离合（9）
1950离合（10）
1950离合（11）
1950离合（12）
1960表里（1）
1960表里（2）
1960表里（3）
1960表里（5）
1960表里（6）
前言
60年的共和国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是短暂的，但又是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顿挫和激荡中，很多重大的事件、人物和制度变革，我们都已经关注过了。但是它是如何影响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状态的，却少有人注意。而事实上，后者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波澜不兴，但却恰恰是历史事件的真正缘起。
恩格斯曾经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本书试图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单个意志”最生动也最真实的表现形式——语录。
历史不会自己发声，而除了伟人以外的“单个意志”，它的声音又往往被淹没在芜杂的细节当中。我们仔细倾听，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挑选那些直指人心或一针见血的语句，把60年间的中国社会发展联缀起来。其意在于通过新鲜生动的语言，使大家在治乱兴衰的历史经纬中看到丰富多彩的细节，看到更为生动、更为具体和更个性化的历史画面，使大家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社会基因，更好地明白——
在这60年间，中国人到底经历过什么，面对过什么，以及更为重要的：他们思考过什么？
语录是时代的一个截面，每一年的纹路往往是有迹可循的。60年的话语记录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话语主体(思考者)的命运、话语本身的颜色，还是话语的传播方式，都向着更为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或深切激昂或悲壮沉重的黑白色调，逐渐变成了明朗多元开放包容的七彩底色。同时，话语权从主要掌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转而开始被社会大众分享，越来越多反映草根思想的话语，也随着网络的发展成为流传甚广的代表语录。
笔者不揣浅陋，在书中为每一年总结出一个关键词。这虽然纯粹是一种个人视角，但是我们读语录，所看重的不正是个人视角吗？
作者
2009年7月
1949破立（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前一天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
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泽东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根据报道，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讲了这样一句话。那么，他是否还说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呢？
就这件事，有人曾询问新华社记者李普，因他当时负责采访和报道开国大典。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新华社负责发布公报式的新闻，我和李千峰一起承担这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成立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就被称为“开国盛典”，这点可以从当年全国各大报上看到，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们俩人作为这个会议的工作人员，属于新闻处，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
后来有人突然问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开幕词大气磅礴，情文并茂，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回忆采访开国盛典引发的感慨》，载1998年《炎黄春秋》第10期。）
而曾经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播音任务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
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专刊”，毛主席在当年9月21日致开幕词的全文。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而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录此“开幕词”，是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题（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页）。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其中。这些史料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肯定地说我不会记错。
1952年，37岁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希文创作了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在这幅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的油画中，毛泽东居最中心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为求恢弘气势，董希文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不过，他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这幅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
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
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别人在复制品上完成。
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
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
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评论中，钱穆被点了名。评论中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
当钱穆要到广州华侨大学受聘任教时，他当时所在的江南大学创办人荣德生等劝他不要走，他没有听从。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去旅行，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甚至，他南渡时也没有携妻带子。
路过上海，他去看望老师吕思勉。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在钱穆的眼里，马列主义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
1949破立（2）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表示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钱穆接受了张的邀请，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他又去乡间拜访熊十力，熊无意离开大陆；他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已决定离粤返湘；他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其赴港，但也没有得到回复。
1949年秋天，钱穆随着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同行者仅有同事赵冰夫妇。1950年，钱穆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1955年，他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香港大学自创办以来，第三次颁授这样的学位。
有人说，在1949年的人才之战中，国共双方都保持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斯文的一幕。
“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在新中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致词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由下设的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关于新中国的名字，小组内各种意见层出不穷。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字熙若，自号耘，政治学家。出生于1889年，陕西朝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
1949年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他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在讨论中，毛泽东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不反孙。
最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含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被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组织法初步草案所采用。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1949年11月21日晚8时许，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行动。在北京，224家妓院一夜之间全部封闭，129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被送入“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等8个教养所，学习生产、生活技能。
她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在上海，大量妓女急需治疗性病，但特效药盘尼西林中国当时不能生产，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格，所以只能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特殊女兵踏上了西行列车。她们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在知道了可以参军之时，她们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个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
在5年的时间里，这支队伍造就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有不少秦淮歌女成了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1950离合（1）
抗议是你个人的事，
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条外交工作方针。
所谓“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对以前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废除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之兵营；在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军用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目前此项兵营及军用建筑因军事之需要予以征用。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公告一出，一些外国兵营里马上采取相应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了起来。
1950年1月14日上午9点40分，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向美国“总领事”柯乐博宣布，他们前来接收原美国兵营。
柯乐博提出抗议：“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李幻山等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请他带路来到与美国前领事馆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大院，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军管会代表离去后，柯乐博赶忙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严寒之中，柯乐博只穿一件衬衫，指挥一帮人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对法、荷等国兵营的接收行动也按计划进行，并于当天下午4点全部结束。只有英国人的兵营稍稍推迟了一些。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
1950年，杨荣国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杨荣国教授30年代中期参加共产党，曾因从事地下活动被捕。新中国成立后，他得以成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然而，这一任命却使语言学家杨树达疑惑不解。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
杨树达则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字遇夫，号积微，湖南省长沙市人。他生于1885年6月1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立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
他1937年应聘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当时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之一。
他找到校长李达反映对杨荣国的意见，但是李达表示这是上级的任命。于是，杨树达径直给毛泽东写信，详述他对杨荣国的看法。
原来，早在1920年，杨树达与毛泽东都曾在长沙任教，毛泽东曾慕名听过他的课，那时二人已相识。1949年以后，毛泽东三次同他见面，多次书信往还，待他为上宾。
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回信。同事唐麟提醒有点疑惑的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
杨老先生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以求毛的谅解。接到杨两封信后，毛回信说：“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故月得大米若干，犹不虞冻馁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指出：
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
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中心议题是土改问题，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法草案》。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一些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批评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等等。
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