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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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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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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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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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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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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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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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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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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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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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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八章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一
此时，我正致力于描绘一幅以近代日本为主人公的故事画卷，这个故事始于一种文明的消亡。
日本近代可以说是在活生生地斩断了与古代日本的制度、文化遗产的血脉相连后构建起来的，对这一陈旧的常识性观点我想已无须赘述。然而这种斩断所意味的一种独特文明的消亡以及它所包含的种种含义，我们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岂止是足够，我们不是都还对近代日本文明只是同一主体换上了时代新装（而其实质并未改变）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吗？也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所有近代文明的变迁不过是日本文化这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一脉相承的演变而已。
事实上我们俗称的江户文明或德川文明作为只有一次生命的有机体已经寿终正寝了。该文明确立于18世纪初，贯穿了整个19世纪，它只是一种古代日本的生活方式罢了。明治时期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曾赞叹道：“那时（1750年至1850年）的日本是独特的、画卷般的社会”①。文化不会灭亡，民族固有的特质也不会消失，它们只是会改变。而文明，即具有历史特性的总体生活方式，是会消亡的。倘若我们把在某一特定宇宙论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有独特的社会结构、习惯和生活方式，与自然万物生灵息息相关，并且通过包括餐具、服饰用品、玩具在内的器具反映出来的总体生活方式称之为文明的话，那么我们祖辈18世纪初至19世纪的生活就无愧于“文明”之名。
那么它是何时消亡的呢？当然，这不是能确定具体年代的问题，也无此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论这一文明在昭和年代初期是否还隐约闪烁着余晖，至少到明治末期它已经消亡了。而告诉我们上述事实的，实际上正是来自异邦的观察家们的著述。不论他们以怎样的笔触来描述日本近代经历的跌宕起伏，事实终究是不会改变的：这段历史始于对一种文明的扼杀和葬送。所有人都可以承认扼杀和葬送是历史的必然，甚至也看得到其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问灭亡的是什么，不，被灭亡的是什么，那么想从本质上追根溯源地探寻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根本就是徒劳的。
敏锐地洞察到近代日本是在前代文明消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这一事实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外国人。张伯伦于明治六年（1873）来日，明治四十四年（1911）离开日本。②他在为1905年的《日本事物志》第五版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笔者要反复强调的是：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崭新的日本”。③这不仅仅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或是日本的变化，而是一种文明的寿终正寝。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日本事物志》称为古代日本的“墓志铭”。“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处理尸骸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埋葬。……这本拙论，就相当于所谓的墓志铭，不仅颂扬逝者非凡的美德，而且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不足之处也一并记录在案”①。
日本近代登山先驱威斯顿（Weston，1861～1940）也在大正十四年（1925）出版的《寻访不为人知的日本》一书中写道：“明天的日本在物质上的进步与革新看起来要远远胜过今天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肯定日本将成为更富强的国家。可是要想回到从前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国度是绝不可能了”②。“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描述当然也包括了自然景观，威斯顿是将日本阿尔卑斯介绍给欧洲的人，正如英国商人克洛（Arthur H.Crow，生卒年月不详）于明治十四年（1881）攀登木曾火山时，一边感叹“这个未曾被人类破坏的天外美景”，一边也为将来某一天这里会有新修铁路，游客纷至，宾馆林立等变化而叹息，③威斯顿也一定屡屡为如画美景遭到破坏的事实而像克洛那样扼腕叹息吧。当然，威斯顿的叹息不仅仅是为了美景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风景中有人，以及由人构建起来的生活。“质朴单纯、美丽如画”包含的首先应该是交织在风景中的生活情趣吧，而这种情趣已经永远地消亡了。
二
克洛在木曾的山里看到了令他无法忘怀的景象。在那个叫须原的小村庄，日暮时分，村民们“结束了一天酷暑难当的劳作，领着孩子在村里唯一的马路上聊起家常，享受着傍晚的清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潺潺地流过道路中央，年轻的姑娘们“三三两两你追我赶地抱着木桶跑向洗衣服的地方，她们要打来河水沐浴”。孩子们忙着捉迷藏，就连身背着和自己差不多一般大小孩子的小女孩也不例外。看到“这个小小的社会沉浸在和谐融洽、温馨幸福中”，克洛十分感动。④这是发生在明治十四年的事情。威斯顿作为传教士首次踏上日本的国土是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克洛在须原看到的生活情景到那时应该仍随处可见吧。
当然，张伯伦、威斯顿是在亲眼见到古代日本几近消亡时写下上述内容的，而早在幕府时代末期，那些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就已经预感到了这种变化。例如，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在安政三年（1856）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严肃的反省——变化的先兆——新时代无可置疑地拉开序幕，日本会迎来真正的幸福吗？”①这一天正是下田玉泉寺的美国领事馆挂起“这个帝国（指日本）最初的领事旗的日子”，这一记录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吧。此时的哈里斯刚踏上日本国土不过两周时间，他预感到了这个国家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对巨变中可能失去的东西尚未有确切的判断。然而就在两年后，他对在下田靠岸的英国额尔金使节团的一位舰长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在向日本人致以“热忱由衷的礼赞”的同时，认为“欧洲文明和异教信仰将破坏这个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近乎完美的生存体系，总之，如果无法一开始就提供一种可替代的体系，那么悲惨的境况和革命的纷乱就将在这个国家长期持续下去”。对此，他也表明了“自己想为之贡献一己之力的满腔热情”②。
休斯根（Henry Heusken，1832～1861），一个有才干的翻译，一直追随着哈里斯。他在同当时江户幕府官员持续交涉通商条约的安政四年（1857）12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让我刚刚开始萌生怜爱的国家啊，现在的进步真的有益于你们的文明吗？我赞美这个国度中人们朴素的习俗和毫无矫揉的纯真。看到这个国家的富饶，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看不到一丝悲伤、感受不到丝毫痛苦的我却……哦，神呀，我无奈地发现，眼前的幸福情景正在渐消渐远，西方人正在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罪恶”③。
位于下田玉泉寺的美国领事馆（休斯根画）
此时的休斯根正在同当时的幕府官员进行着通商条约的谈判。他对日本已经有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观察，因而上文绝不单单只是游客落俗的感伤。同样，长崎海军讲习所的教育队长卡廷迪克（Huijssen van Kattendijke，1816～1866）1859年回国时也已经在长崎生活了两年多，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有了充分的认识。他曾感叹道：“我曾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一定要让我回来这里，再次亲眼见到这片美丽的土地。可是，一想到这个得到上天厚爱的国度今后将遭遇不可预知的灾难，我的心就被恐惧紧紧攫住，眼前一片黯淡”①。他确信自己要带到这个国家来的文明要“优于日本自古以来所传承的文明”。可是，这种文明“果真会带来更大的幸福”② 吗？对此他毫无把握。卡廷迪克率领下的荷兰海军教育队的随队医生庞贝（Pompe van Meerdervoort，1829～1908）认为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是一种硬闯入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一举将其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相互依存关系捣毁”③的恶劣行径。教育队回国后，他仍留在长崎生活至文久二年（1862），亲眼见证了开国后日本人的堕落，他感慨万千。
三
这种文明的破坏连一个叫鲁道夫（Fr.Aug.luhd?rf，生卒年月不详）的货物装卸工都预感到了。他曾在安政二年（1855）来下田的普鲁士商船上工作。“日本人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可这如同将自家房屋的基石搬掉一块一样，不久整个墙壁都会轰然崩塌，之后日本人将被瓦砾埋葬”。①
异邦人预感到并很快亲眼目睹了古代日本文明之死。不仅仅是各种制度、文化遗产、景观的消失，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有机生命体—— 一种独特文明的消亡，我们必须再次明确这一重要事实。张伯伦称之为“古代日本墓志铭”的《日本事物志》是一本类似于日本百科事典的读物。正如他在1934年第六版的序言中写到“不得不删除已经索然无味的条目”那样，自该书第一版出版（1890）以来，在四十多年的岁月中已经有若干“日本事情”消失了。而另一方面，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按英文字母排列的目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第一版出版以来的相当一部分有当时日本特色的事物仍保留至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个独立的现象，而是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总和。并且，只要所谓文明指的是该意义上的整体构架，那么即使在摩天大楼上继续祭祀稻神，即使茶道、花道的宗师长生不老，这些表象也不过是张伯伦称之为“年轻日本”的新文化复合体，即作为一个部分镶嵌在现代文明中而已。文化犹存，文明已亡。曾经熟悉的拍羽毛毽游戏已不同于当今新年里所见到的，曾经飞舞在江户上空的风筝也已同今天东京的风筝形同神异。贯穿于这些个体之中，并赋予其特殊意义的相关背景已有了巨变。就如同搭建积木，新搭建的图样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了，而将作为新图样的一部分残留下来并被重组的旧痕迹称之为传统是多么无意义的错觉啊！
民族的特性也是如此。张伯伦写道：“如同莽撞的哈尔王子继承王位后，虽然个性不同，但身体里依然流淌着父亲亨利四世的血液一样，学者们通过对近代日本大变革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与被扬弃掉的日本相比，保留下来的日本要更多。这不仅仅是说革命本身进程缓慢，用了一个半世纪才逐渐发展成熟，同时，国民性格也和从前一样，没有发生丝毫变化。”①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张伯伦举出了以下事例：如顺从地接受思想统治；对国家及天皇的忠心；有附和从众的集体行为惯性；甚至将外国作为楷模效仿的深刻国民性等。当我们发现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初有亲身体验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对日本人的描述与幕府末年来日的欧美人的记述完全一致的时候，无须张伯伦指出，我们自己都不由得诧异，一个国家的国民性竟有着如此顽强、执著的生命力。
因此，问题不在于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一特性不会因为观察者的赞赏或贬低而有所改变。既然如此，那张伯伦为何认为“保留下来的日本多于被扬弃的日本”的同时又断言“古代日本已经消亡”，并为这一消亡的尸骸树起了《日本事物志》的墓碑呢？原因在于他深知某个民族的特性与某种文明的精神尽管乍看有错综纷乱的关联，其实它们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逝去的是文明，而文明所孕育出的精神、民族的特性会披上新文明的外衣，反复重现。但逝去的精神不会重生，如同曾经照亮过日本人脸庞的笑容，连同孕育出这种笑容的精神一并永远地消亡了。
四
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曾写过一篇文章来为日本式微笑做辩护。不过这里姑且不谈这位赫赫有名的律师怎么讲，先来听听法国画家雷加梅（Felix Regamey，1844～1907）的叙述。雷加梅认为日本式微笑是“所有礼仪的基础”，“生活中不论遇到何种难以承受的悲伤，这种微笑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是无偿的，并非金钱可以买到的。这样的微笑并非后来被欧美人批评为“瘆人、无聊”的日本人的腼腆微笑，而是那种就连欧美人也一看便能领会的招牌式微笑。不过，在雷加梅第二次访日的明治三十二年（1899），日本的新兴阶层中的“微笑”已经变得不那么纯粹了，至少在雷加梅的眼中是这样。②
雷加梅像（明治九年／河锅晓斋画）
要回顾那逝去的日本文明，我们只能依赖于异邦人的证言。原因是我们的祖辈或是因为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记录；或是对属于本国文明特质的东西根本就毫无意识。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某种文化特有的符号是不易被归属于该文化的人们所意识到并记录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我们所说的文明几乎可以画等号。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来日的欧美人正是因为感觉到当时的日本文明与他们自身的文明迥然不同，才会不由自主、充满好奇和惊讶地将它们记录下来。并且，正如文化人类学所定论的那样，他们通过发现异文化，更深刻地领会了西洋文化的特性，并通过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对自身文化进行了反省。当然，正如类似于西欧中心主义等词汇的出现一样，他们对自身文化相当自负，除了极少数特例外，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西方文明优于日本文明。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抛开如此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先入观，对当时的日本文明不惜赞美之词并进一步反省西欧文明，这样的做法令我们深感震撼。
然而，如果打算将幕府末年明治初期那些欧美人的日本见闻录作为还原当年日本的依据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预先作出一些结论。因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驱使着他们常常想斥责欧美人在他们的见闻录中对日本的描述。可以说，如果不仔细分辨日本人自身的这种内在否定的是非对错，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寸步难行。
张伯伦认为，对欧美人来说，“古代日本是精灵们居住的小巧可爱且不可思议的国度”。①若今天的日本知识分子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定会条件反射似的表现出愤怒或不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古代日本歪曲的赞美。他们认为不仅事实本身并非如此，而且这种描述还可能在其他方面起到负面作用。张伯伦自己非常清楚这些日本人的心理。他写道：“凡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日本人所在之处，是忌讳细说会唤起他们慨叹的那些神奇而美丽的古代日本的事物的。……通常说来，受过新式教育的日本人是将他们的过去抛至脑后的没有传统的人。他们正致力于成为完全不同于过去日本人的新人类、新生物”。②
张伯伦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英国诗人爱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在访日欢迎晚宴上发表的演讲遭到了各大报纸的猛烈抨击。③阿诺德称赞日本是“地上的天国，是距离极乐世界最近的国度”。他说“那里的景色宜人，像精灵的家园般恬美，在那里，美的艺术谦恭而不卑屈，精致而不繁缛。正是它使得这里的人们在赋予日本、赋予人生价值的所有活动中站在了远远高于他国的平台上”。然而，第二天一大早，日本的各大报纸的评论却纷纷指出，阿诺德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进步，而仅对美术、风景、国民的谦和与彬彬有礼加以赞扬，这实际上是对日本的轻视和侮蔑。张伯伦承认日本人的这种反应有其合理性。“西方列强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日本人没有认清保全本国长治久安的上上策就是富国强民，使其可以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话，那日本人就真是瞎子了。”①因此，他认可日本人“走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不是重点，他关心的只是“梦中描绘的古代日本”。至于墓志铭之类感伤的话，也只是他个人的有感而发。
五
需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张伯伦发表上述评论是在1905年。也就是说日本人反感欧美人赞美古代日本的心理绝不是战后的产物。然而，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准备尝试的强国之路对于今天他们的后人而言，只是一段令人颇感羞愧的过去。拒绝美化日本这一心理本身是有其推进演变过程的。今天的日本知识分子所否定的“日本是精灵居住的小巧可爱且不可思议的国度”这一阿诺德式的日本印象，与明治十三年（1880）的时候是有着根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