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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读（1）
导读（2）
朝鲜风雨
开战 （1）
开战 （2）
海陆危机（1）
海陆危机（2）
战火烧过鸭绿江
辽东之战
威海卫陷落
辽河平原战场
战败
孤岛悲歌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1）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2）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3）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4）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5）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6）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7）
第一章 朝鲜太上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8）
第二章 天朝上国的家底——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力解密（1）
第二章 天朝上国的家底——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力解密（2）
第二章 天朝上国的家底——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力解密（3）
第二章 天朝上国的家底——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力解密（4）
第三章 丰岛迷雾——一段被扭曲的历史（1）
第三章 丰岛迷雾——一段被扭曲的历史（2）
第三章 丰岛迷雾——一段被扭曲的历史（3）
序言
谁任其咎
爆发于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巨大的伤痕，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或多或少见到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影响。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原本从近代化赛道同一条起跑线出发的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命运之路，现代南北朝鲜的争端、中国的台湾问题，追根溯源也都会讲到甲午，这是一段距离今天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的鲜活历史。
提起甲午，很多人都喜欢追问，那场战争中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谁应该为失败承担责任？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从过往的岁月流痕中找寻这些题目的答案，为今天和未来提供镜鉴，以免我们再犯祖先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本书写作之初，得到这样的命题，我备感沉重，也深知这远不是几本乃至几十本书就能完全解释透彻的问题，但作为一名甲午战争历史的研究者，我又觉得有必要不揣简陋，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感触和体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既往的某些甲午战争史研究，往往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印象。大到战争全局，小到战役局部，其论调总是倾向于将广大清军将士定义为爱国者，战争失败的原因或者是朝廷高层“投降派”的懦弱无能，或者是军队、地方上有奸臣、胆小鬼偾事掣肘，再或者是清军不懂得团结、发动人民群众，从而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胜利。这种一度非常流行的说教式总结，在今天看来显得近乎苍白无力。
而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的种种迹象愈来愈明显，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关注度也愈来愈高，对于这场在近代史上曾扭转整个民族命运、意义深远的大战，自然不能再局限于以往刻板的认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如果不能客观地认识过往的失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何谈崛起和光明的未来？
甲午战败的根源，曾引发无数专家、学者的激论和探究。公允地说，这场失败实际上缘于中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彻底，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都没有彻底近代化的中国，输给了完全近代化的日本。世界在以一种赤裸裸的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诉中国，适者生存，只有彻底近代化才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找到一条生路。
本书对此战中所有重大事件均有评述，将它们联缀到一起就可呈现一幅完整的甲午战争全景长卷。近年来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每一篇中都有所体现，诸如卫汝贵是被冤杀、平壤之战败于后勤、丰岛海战“济远”舰尾炮退敌是造假事件、威海保卫战中山东巡抚李秉衡的掣肘举动、刘永福在台湾保卫战中的表现究竟怎样，几乎都是带有颠覆性的新结论。
书中一大鲜明的特点是，引用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原始史料，包括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档案；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回忆；时人的述评；同时也本着知我莫如敌的宗旨，大量参考了战争另一方——日本的档案。近年来，借助互联网这一便捷的沟通桥梁，甲午战争新史料的发现有了急剧性的扩展。而在史学界，过去一味偏重中国单方面的史料、较少综合运用日本和其他相关第三国资料的研究现象，也逐渐有所改变。
有人说，缺乏史料的历史研究，恰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或早已存在、或新近挖掘的细节既是历史研究所必需，同时我亦深切希望，它们可使读者诸君在回顾这段历史之时，能产生亲身触摸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之感。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史属于军事史范畴，以往的研究限于条件，很少能涉及和结合甲午战时的军事技术知识，而一个没有军事技术知识支撑的军事史研究显然会存在很多盲点。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正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一些既往已有成论的历史问题，在导入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后，出现了许多结论性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出版方将本书定名为《沉没的甲午》，甲午年对于那时的中国，的确是一个九州沉沦、万马齐喑的岁月。原本举国皆醉、沉浸在天朝上国虚骄气里的中国社会，遭遇了当头棒喝，这段中国在近代化改革道路上跌倒的挫折故事，拿到正处在现代化改革道路上的今天来看，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的感触。
陈悦
2009年
12月 3日于山东威海
导读（1）
俯瞰甲午
提要：
俄国太子在琵琶湖遇刺一事，撩动了日本敏感的神经，经此之后，在这个危机感极强的国度内，向外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道起义，日本以此借口，以诡谲的外交手段，将清廷拖入局中，意图就此吞并朝鲜。中国在最初虽以“老大”姿态应战，然而在朝鲜境内、中国东北、黄海及辽东各地大战均接连以失败告终。日本击败中国，上演蛇吞大象的一幕，甲午一战的战果着实令世人为之大跌眼镜。
“寄海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晤李公使（李经方），再商定巡阅沿境各口，事竣并顺阅大阪、神户等处。据李使回电，已转致日外务省照料，请代奏。鸿。”[1]
1891年6月30日，位于日本本州东南的神户港彩旗飞扬，礼炮齐鸣，当地政府和日本海军的大批官员在岸上翘首迎候。港湾入口处，一队龙旗飘飘的战舰，正缓缓地驶来。
应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出北洋海军军舰正式出访日本。从6月30日到8月5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迎着东瀛夏季融融的暖风，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访日舰只穿行日本内海，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长崎等城市、港口。期间日本天皇亲自接见慰问，华胄贵族、政府要员、海军将领、地方缙绅更是纷纷设宴款待，气氛极为亲密融洽。既往两国间的种种不快，似乎随着相逢一笑，就此永远化作了历史。
上述的一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会觉得非常陌生和根本意想不到，乃至无法理解。近代从“琉球事件”开始，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什么突然演出这么一幕？既然出现了这段中日交往的蜜月期，为什么几年后还会发生甲午战争？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北洋海军1891年访日的一个多月前，日本风光秀丽的琵琶湖畔发生的意外事变。
世界进入英国人统治海洋的19世纪后，远离地区的抗衡。工业文明中心的东亚，处在一种独特的博弈格局中。老大帝国中国，尽管周边的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如落叶般片片凋零，然而借着洋务自强运动在磕磕绊绊中勉力推行，外在也俨然是一只正在苏醒中的巨龙。中国东南海外的日本，虽然小国寡民，土地贫瘠，但是船小调头快，在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中，已经变为远东不可忽视的新兴强国。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台湾、朝鲜问题，时有摩擦，日本视中国为假想敌，中国称日本是肘腋之患，双方间以海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之激烈，一度令某些欧洲国家都为之咋舌。
在中日两国之外，海上连樯而来的英、法、德、美等国，也纷纷在东亚落子布阵，占有、巩固各自的利益。
更不容忽视的则是第三股势力——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既有欧洲国家的外表，同时又是一个在欧亚两大陆都有利益索求的双头怪鹰。众所周知，俄国的远东地区，大部分是苦寒的莽莽荒原，不利于殖民耕种，而且缺乏通往太平洋的常年不冻良港，犹如一个躯体庞大、但总是自感饥肠辘辘的莽汉巨人。俄国对拓展远东的疆域有一种极为迫切的需求，与俄国疆界相邻的亚洲弱国朝鲜成了其志在必得的目标，而这又必然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同样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产生矛盾，俨然是东亚的一出近代三国演义。
为了对远东这块各国势力消长还不明朗的土地有所认识，借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绕海路前往海参崴主持开工仪式的机会，俄国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顺道开始了他在东亚国家的首次游历。对俄国皇储的到来，清政府予以热情接待，特别调派包括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在内的多艘北洋海军军舰护卫，一路护送其从广东抵达江苏，再沿长江上溯内地参观。完成在中国的特殊旅行之后，俄国太子又踏上日本的土地。
接待俄国太子，日本政府也极尽殷勤。经过在长崎、鹿儿岛、京都等地的参观，1891年5月11日，日方又安排其前往著名的风景名胜——琵琶湖游览。未料，归途中，当贵宾一行路过大津市街时，路旁担任护卫的一名名叫津田三藏的警察突然拔出倭刀，劈向俄国太子，连砍两刀。事发突然，幸亏与尼古拉同游的希腊王子挥舞手杖奋力和刺客搏斗，与其他日本警察一起制服了刺客，尼古拉只是头部留下一道9厘米的小伤口而已。
史称“琵琶湖事件”、“大津事件”的这一突发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刺客津田三藏接受审讯时的演说，更让日本政府惶恐不安。津田三藏坚称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是日本的大敌，既然俄国的太子来到了日本，日本的爱国者就不应放弃这个斩首夺旗的大好机会。[2]
导读（2）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所持的是一种既恨又怕的心理，既嫉恨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觊觎远东的利益，很有一番与俄国竞争的决心，因而长期在国内极力营造俄国威胁论，培养积蓄仇俄气氛；同时，日本政府因为自感实力不足，又对国土辽阔且属于欧洲强国的俄罗斯心存畏惧。突然发生俄国太子在自己国土上遇刺的大事，顿时令日本政府惊慌失措。
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
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少女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缛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
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
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