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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初次相遇(1915年)-1
初次相遇(1915年)-2
初次相遇(191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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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遇(1915年)-5
初次相遇(1915年)-6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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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8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9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0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1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2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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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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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9
序言
对瓦尔特·本雅明有着准确、深刻记忆的人们,现存在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他跟很多人有过泛泛的交往;他只向极少数人敞开他的心扉。遗憾的是,那些跟他要好的人们,几乎没有写下什么对他的回忆。在他死去半年之后,我努力劝说他的离异妻子多拉写下她所了解和看到的他的生活以及他的真实自我,整整十五年她对他有过最准确的认识——可惜没有成功。反倒是阿丝雅·拉西斯在她的《职业革命者》(1971年)一书里公开了对他的一些回忆,20年代,尤其是从1924—1930年,她跟他是亲密的朋友。就我所能核实的,那些回忆很不可靠,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时间顺序上。作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很多年,因此得不到纸,她回忆的事情有部分出入很大。
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是我们的友谊故事和我对我所认识的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的见证。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和一些笔记、书信中,我也将不得不谈到我自己,这是由这件事的性质决定的,因为这是理解这段友谊所必需的。
撰写回忆录的人,尤其是一个在伙伴去世三十五年后提供这种回忆的人,必须牢记古斯塔夫·亚瑙赫古斯塔夫·亚瑙赫(Gustav Janouch,1903—1968),捷克诗人,卡夫卡的朋友。——译者跟卡夫卡的谈话向我们明确提出的警告,这篇谈话录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饥饿的世界却不加批判地吞了下去,作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卡夫卡享誉全球时才公开(或炮制出?)了这些谈话,对这一推迟做出的解释又无法核实。撰写回忆录的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一个充满争论的人物——他能以什么权利报告、改写和诠释那些并不总有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不错,这里报告的许多内容均源自可以利用或用来核对的日记、其他笔记和众多信件。但也有许多内容,鉴于事情的本质,回忆人只能利用他自己得到过证明的个人信誉和正派,他相信他是正派的。谁否认他的这些素质,这些回忆对于他就等于白说,哪怕它们,或许正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多年的密切交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像今人爱说的,仅仅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偏见”,众所周知,那些活泼快乐地直接诠释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这种偏见。
本雅明的《书信集》(1966年)里公开他写给我的信件,保留了我们来往的重要情况。后文将对其中的许多事进行详细介绍,也叙述了许多仅隐约谈到的内容。在不少地方我也全文或部分复述了相关未公开的他的信件和我写给他的信件。这里引用的信件均来自未公开的部分,仅有很少的、上下文中不可避免的例外。他写给我的信约300封左右,那本集子里只全文或节选了130封。这里新公布的信件中我保留了原信的缀字法和标点,特别是他的极具个性的逗号。
因此,本书对撰写本雅明的传记也会有很大的用处,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给他写传记的。
在我们八年的私人交往中,当然进行过无数次交谈,有很多内容我记不得了,也有许多由于内容的重要性或特别的伴随现象、判断和说法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因此,这里呈现的本雅明的形象,无疑是个很个人化的、受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决定影响的形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它是真实的。
耶路撒冷,1975年2月
初次相遇(1915年)-1
初次相遇(1915年)-1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在结识本雅明本人之前,我曾在1913年秋天见过他,那是在柏林动物园咖啡店楼上的一座礼堂里,我所属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在同一圈子里从事活动的“青年运动”在那里集会,前者以“年轻犹大”的名义在高级文科中学和柏林的类似机构较高年级的学生中从事宣传,后者深受古斯塔夫·维内肯①领导的“青年论坛”的影响。这些论坛绝大部分也是由犹太人组成,当然是由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利用这一事实的犹太人组成,就我所知,这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都被巧妙地隐瞒了。与会者有80人左右,他们想谈谈跟犹太人的和德意志遗产的关系。双方各有二三人演讲。维内肯一方的主要演讲者是瓦尔特·本雅明,传言他是他们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他发表了一通极其晦涩的演说,虽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某种程度上是排斥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我忘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他演讲的方式。他不看在场的人,全神贯注、完全是出口成章地讲着,眼望礼堂上方的一个角落,整个演讲期间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反驳他的,我也记不得了。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德国教育革新家。——译者
聚集在“论坛”里的是那些对“高级学校”特别失望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深刻得多的精神变革。1914年春天,我的同学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格奥尔格·施特劳斯(Georg Strauss,1864—1949),德国音乐家。——译者曾经想说服我加入这个小组,但白费了力气,他本人后来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本雅明在《柏林纪事》里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学校的深恶痛绝,听到他的同学告诉我,柏林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学校是所杰出的改良学校,就不能不惊讶了。它是一种高级文科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混合,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教法语,四、五年级开始教拉丁语,六年级才开始教希腊语,而且不是从语法教起,而是一上来就从《伊利亚斯》的内容教起。学校校长策尼克尔教授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本雅明的同学包括恩斯特·舍恩,阿尔弗雷德·科恩,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后来的贝尔莫尔),弗朗茨·萨克斯,弗里茨·施特劳斯,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菲尔德和后来的美术家威利·沃尔夫拉特,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文学。弗里茨·施特劳斯曾经告诉过我,这个小组将本雅明当作他们的领袖,大家都看得出他的精神优势。
“论坛”不仅为激进的教育改革进行思想辩护,也主张一种青年自治文化,古斯塔夫·维内肯当时出版的《青少年文化》是它的经典文献。由格奥尔格·巴比松(格奥尔格·格雷托尔的化名)和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出版的《开端》刊物满怀激情地宣扬这些思想。但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文章出自像化名阿多尔写作的本雅明这样的大学生之手。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拿《开端》里主张的不要历史的激进观点无可奈何。团结在《开端》周围的这些小组缺少今天的革命青年举行类似活动时拥有的社会政治指数,他们觉得“青春”就能保证一种创造性的崭新开端。
当时我还不知道本雅明在1912年和1913年就进行过很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头和书信的激烈辩论,其中跟库尔特·图赫勒尔的辩论失落了,跟路德维希·施特劳斯(1913年)的辩论却保存了下来。施特劳斯是弗里茨·海因勒的同学,从他离开格廷根来到弗赖堡的1913年4月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海因勒在本雅明的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施特劳斯和海因勒两人都来自亚琛,都从事创作,在弗赖堡和柏林就读期间都跟“自由大学生联盟”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松散的接触。
当我认识本雅明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扫除了“青年运动”。我正在上第一学期,读数学和哲学,除此以外还至少同样努力地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文献的原始资料。1915年6月底我听了一回库尔特·希勒的讲座,读过他写的一本书《无聊的智慧》。他可以说是踏着尼采的足迹,猛烈地揭露历史是一种敌视精神和生活的力量,我觉得那正是我根本做不到和缺少的。历史?废话!我们没有历史地生活着;那数千年的琐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带着跟我们一起诞生的性别生活着!当时我在日记里总结了他的演讲内容。演讲结束时宣布一个礼拜后将在“自由大学生联盟”的办公地点、夏洛滕堡的某个地方,就这场演讲进行讨论。我去了,跟着许多讨论会演讲者发言了,以相当无可奈何的讲话抗议希勒的历史观念,导致希勒的朋友鲁道夫·凯泽博士的不满,他在我停顿时猛地抢过了我的话头。本雅明也在讨论会上发言了,他又以上文描述过的演讲姿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一姿势大概跟他的高度近视有关,它让他无法看清活动的人群。
初次相遇(1915年)-2
初次相遇(1915年)-2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几天后我来到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室,发现我坐在了本雅明的对面,他使劲地望着我,好像在努力回忆我是谁似的。后来他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又走回来,问我是不是那个在希勒讨论会上发言的先生。我承认了。好吧,他想跟我聊聊我讲的那些事情,请我告诉他我的地址。7月19日我接到一封邀请信:“非常尊敬的先生,我想请您于本礼拜的礼拜四5点半前来我处。”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将这次邀请提前了一天。
于是我于1915年7月21日首次前去拜访他。格鲁内瓦尔德的那座房子位于德尔布吕克街23号,是在跟雅戈乌街(今天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街)的相交处,那是一座拐角房,是他父母的。他在那里有个很体面的大房间,房间里有很多书,让我感觉是个哲学家的隐庐。他立即题归正传。他对历史进程的本质颇有研究,正在思考历史哲学。因此我讲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请我解释,我向希勒提的问题是指什么。于是我们很快就谈到了我当时特别喜欢的内容,即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我当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四年了,将我领进去的是我对我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圈子及其环境的自我欺骗的认识,以及对一些有关犹太历史的作品的阅读,首先是海因里希·格雷茨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1817—1891),德国犹太史学家。——译者的《犹太史》。我从一开始就对战争持完全拒绝的态度,因此,当时普遍的高涨热情根本没有触及到我,战争爆发时我意外地发现,我跟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维尔纳处于同一政治阵营,他当时就已经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属于党内坚决反战的少数派阵营。我当时阅读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引起我最大的好感。内特劳马克斯·内特劳(Max Nettlau,1865—1944),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译者关于巴枯宁巴枯宁(Bakunin,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的传记和克鲁泡特金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及埃利泽·雷克吕斯埃利泽·雷克吕斯(Elis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译者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1915年我又阅读了古斯塔夫·兰道尔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德国无政府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加入社会主义的号召》。我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两种道路结合在我身上,就此向本雅明演讲了一番,他承认这是两条可以走的道路。当然,我当时也跟每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受到了马丁·布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以色列。——译者的影响,他的《犹太教三讲》(1911年)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的思想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时隔60年之后,我几乎无法再去体会了。当时,本雅明在我们首次交谈中就表示对布贝尔怀有很大的保留,这些保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响,胜过布贝尔及其重要学生对战争(所谓的战争“经历”)的积极态度引起我的极大怒火。这样,我和本雅明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谈到了对战争的立场,我告诉他,我同意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演讲大师。——译者的立场,自1914年年底他就在国会里投票反对批准战争贷款。当本雅明告诉我,他也完全支持这一立场时,我向他讲述了我个人的故事。1915年2月,我跟一群来自“年轻犹大”小组的志同道合者写了一封反对战争狂热条款的抗议信,寄给《犹太评论报》编辑部,那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关报,信中陈述了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但在军事审查的统治之下,这一立场当然没有机会得到公开发表。但这封信以抄本形式在一些同学中流传开来,他们指控了我,我因此不得不在毕业前一年离开路易森市的实科中学。事实上,我当时正在靠所谓的“小名册”就读大学,它允许具有毕业班资质的年轻人注册就读四学期。这是为普鲁士贵族和庄园主的年轻儿子们设立的一条规定,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条规定,我被开除之后才偶尔获悉了,它帮助了我读大学。从1915年年初开始,我也跟随我的哥哥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反战者们未经警方允许在新克尔恩的一家饭店里举行的会议,就我所记得的,反对党最重要的领袖们每14天讨论一次国内形势。本雅明听后十分感动,很感兴趣。他也想立即在反对派那里做点什么。我邀请他第二天去我那里,我会将这个小组发表的文章给他阅读。主要有由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领袖。——译者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德国政治家,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译者出版的刊物《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我和我哥哥参与了它的非法传播。我们的首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初次相遇(1915年)-3
初次相遇(1915年)-3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谈话时他从未安静地坐在那里,而是马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边走边组织句子,然后站到你面前,以慷慨激昂的独特声调讲出他的观点或类似试验性地讲出可能的观点,这是他身上最早引起我注意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他终生的特征。同时,当你跟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喜欢瞪大眼睛凝视着你。当他反驳时,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经常地,尤其是当他对着一群人讲话时,将目光盯着房间屋顶最远的角落,他看起来特别有魅力。这种目光的凝视跟他平时的活泼手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讲到了他的外表。本雅明不是那种可以称作英俊的人,但他的特别清爽和高挺的前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额头相当高,上方长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有点鬈曲,几乎无法压下去,后来头发灰白后也是这样,一直保留到老。他的声音悦耳,有乐感,容易记住。他的朗诵很精彩,声调平和,感染力很强。他中等身材,当时和多年之后都很细长,衣着朴素,走路时身体多是略微前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昂着头走路的。他走起路来有种独特的、谨慎和摸索的特点,这恐怕也要归因于他的近视。他不喜欢走快,而我个子高得多,腿很长、步子大而快,一起走路时要适应他的步法可不容易。他经常停下来,继续往下讲。从背后很容易从他的走路姿势认出他来,他走路的这一特点与日俱增。额头下的大眼镜惹人注目,在谈话时他经常将它摘下来,令人难忘地露出他的深褐色眼睛。他的鼻子匀称,当时下半脸还相当柔和,嘴唇丰满性感。他的发育尚未完成,下半脸慢慢跟上半脸形成了反差,严肃、表现力丰富。每当他讲话时,脸上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内向和反省的表情。他始终留着相当浓密的髭须,此外总是刮得光光的。他的身体的肤色特别白皙,脸庞略为发红。漂亮的双手细长、富有表现力。面相的整个印象完全像个犹太人,平静、同是又孤独的样子。现存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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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尔特·本雅明有着准确、深刻记忆的人们,现存在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他跟很多人有过泛泛的交往;他只向极少数人敞开他的心扉。遗憾的是,那些跟他要好的人们,几乎没有写下什么对他的回忆。在他死去半年之后,我努力劝说他的离异妻子多拉写下她所了解和看到的他的生活以及他的真实自我,整整十五年她对他有过最准确的认识——可惜没有成功。反倒是阿丝雅·拉西斯在她的《职业革命者》(1971年)一书里公开了对他的一些回忆,20年代,尤其是从1924—1930年,她跟他是亲密的朋友。就我所能核实的,那些回忆很不可靠,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时间顺序上。作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很多年,因此得不到纸,她回忆的事情有部分出入很大。
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是我们的友谊故事和我对我所认识的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的见证。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和一些笔记、书信中,我也将不得不谈到我自己,这是由这件事的性质决定的,因为这是理解这段友谊所必需的。
撰写回忆录的人,尤其是一个在伙伴去世三十五年后提供这种回忆的人,必须牢记古斯塔夫·亚瑙赫古斯塔夫·亚瑙赫(Gustav Janouch,1903—1968),捷克诗人,卡夫卡的朋友。——译者跟卡夫卡的谈话向我们明确提出的警告,这篇谈话录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饥饿的世界却不加批判地吞了下去,作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卡夫卡享誉全球时才公开(或炮制出?)了这些谈话,对这一推迟做出的解释又无法核实。撰写回忆录的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一个充满争论的人物——他能以什么权利报告、改写和诠释那些并不总有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不错,这里报告的许多内容均源自可以利用或用来核对的日记、其他笔记和众多信件。但也有许多内容,鉴于事情的本质,回忆人只能利用他自己得到过证明的个人信誉和正派,他相信他是正派的。谁否认他的这些素质,这些回忆对于他就等于白说,哪怕它们,或许正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多年的密切交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像今人爱说的,仅仅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偏见”,众所周知,那些活泼快乐地直接诠释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这种偏见。
本雅明的《书信集》(1966年)里公开他写给我的信件,保留了我们来往的重要情况。后文将对其中的许多事进行详细介绍,也叙述了许多仅隐约谈到的内容。在不少地方我也全文或部分复述了相关未公开的他的信件和我写给他的信件。这里引用的信件均来自未公开的部分,仅有很少的、上下文中不可避免的例外。他写给我的信约300封左右,那本集子里只全文或节选了130封。这里新公布的信件中我保留了原信的缀字法和标点,特别是他的极具个性的逗号。
因此,本书对撰写本雅明的传记也会有很大的用处,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给他写传记的。
在我们八年的私人交往中,当然进行过无数次交谈,有很多内容我记不得了,也有许多由于内容的重要性或特别的伴随现象、判断和说法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因此,这里呈现的本雅明的形象,无疑是个很个人化的、受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决定影响的形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它是真实的。
耶路撒冷,1975年2月
初次相遇(1915年)-1
初次相遇(1915年)-1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在结识本雅明本人之前,我曾在1913年秋天见过他,那是在柏林动物园咖啡店楼上的一座礼堂里,我所属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在同一圈子里从事活动的“青年运动”在那里集会,前者以“年轻犹大”的名义在高级文科中学和柏林的类似机构较高年级的学生中从事宣传,后者深受古斯塔夫·维内肯①领导的“青年论坛”的影响。这些论坛绝大部分也是由犹太人组成,当然是由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利用这一事实的犹太人组成,就我所知,这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都被巧妙地隐瞒了。与会者有80人左右,他们想谈谈跟犹太人的和德意志遗产的关系。双方各有二三人演讲。维内肯一方的主要演讲者是瓦尔特·本雅明,传言他是他们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他发表了一通极其晦涩的演说,虽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某种程度上是排斥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我忘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他演讲的方式。他不看在场的人,全神贯注、完全是出口成章地讲着,眼望礼堂上方的一个角落,整个演讲期间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反驳他的,我也记不得了。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德国教育革新家。——译者
聚集在“论坛”里的是那些对“高级学校”特别失望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深刻得多的精神变革。1914年春天,我的同学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格奥尔格·施特劳斯(Georg Strauss,1864—1949),德国音乐家。——译者曾经想说服我加入这个小组,但白费了力气,他本人后来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本雅明在《柏林纪事》里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学校的深恶痛绝,听到他的同学告诉我,柏林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学校是所杰出的改良学校,就不能不惊讶了。它是一种高级文科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混合,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教法语,四、五年级开始教拉丁语,六年级才开始教希腊语,而且不是从语法教起,而是一上来就从《伊利亚斯》的内容教起。学校校长策尼克尔教授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本雅明的同学包括恩斯特·舍恩,阿尔弗雷德·科恩,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后来的贝尔莫尔),弗朗茨·萨克斯,弗里茨·施特劳斯,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菲尔德和后来的美术家威利·沃尔夫拉特,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文学。弗里茨·施特劳斯曾经告诉过我,这个小组将本雅明当作他们的领袖,大家都看得出他的精神优势。
“论坛”不仅为激进的教育改革进行思想辩护,也主张一种青年自治文化,古斯塔夫·维内肯当时出版的《青少年文化》是它的经典文献。由格奥尔格·巴比松(格奥尔格·格雷托尔的化名)和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出版的《开端》刊物满怀激情地宣扬这些思想。但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文章出自像化名阿多尔写作的本雅明这样的大学生之手。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拿《开端》里主张的不要历史的激进观点无可奈何。团结在《开端》周围的这些小组缺少今天的革命青年举行类似活动时拥有的社会政治指数,他们觉得“青春”就能保证一种创造性的崭新开端。
当时我还不知道本雅明在1912年和1913年就进行过很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头和书信的激烈辩论,其中跟库尔特·图赫勒尔的辩论失落了,跟路德维希·施特劳斯(1913年)的辩论却保存了下来。施特劳斯是弗里茨·海因勒的同学,从他离开格廷根来到弗赖堡的1913年4月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海因勒在本雅明的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施特劳斯和海因勒两人都来自亚琛,都从事创作,在弗赖堡和柏林就读期间都跟“自由大学生联盟”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松散的接触。
当我认识本雅明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扫除了“青年运动”。我正在上第一学期,读数学和哲学,除此以外还至少同样努力地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文献的原始资料。1915年6月底我听了一回库尔特·希勒的讲座,读过他写的一本书《无聊的智慧》。他可以说是踏着尼采的足迹,猛烈地揭露历史是一种敌视精神和生活的力量,我觉得那正是我根本做不到和缺少的。历史?废话!我们没有历史地生活着;那数千年的琐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带着跟我们一起诞生的性别生活着!当时我在日记里总结了他的演讲内容。演讲结束时宣布一个礼拜后将在“自由大学生联盟”的办公地点、夏洛滕堡的某个地方,就这场演讲进行讨论。我去了,跟着许多讨论会演讲者发言了,以相当无可奈何的讲话抗议希勒的历史观念,导致希勒的朋友鲁道夫·凯泽博士的不满,他在我停顿时猛地抢过了我的话头。本雅明也在讨论会上发言了,他又以上文描述过的演讲姿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一姿势大概跟他的高度近视有关,它让他无法看清活动的人群。
初次相遇(1915年)-2
初次相遇(1915年)-2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几天后我来到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室,发现我坐在了本雅明的对面,他使劲地望着我,好像在努力回忆我是谁似的。后来他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又走回来,问我是不是那个在希勒讨论会上发言的先生。我承认了。好吧,他想跟我聊聊我讲的那些事情,请我告诉他我的地址。7月19日我接到一封邀请信:“非常尊敬的先生,我想请您于本礼拜的礼拜四5点半前来我处。”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将这次邀请提前了一天。
于是我于1915年7月21日首次前去拜访他。格鲁内瓦尔德的那座房子位于德尔布吕克街23号,是在跟雅戈乌街(今天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街)的相交处,那是一座拐角房,是他父母的。他在那里有个很体面的大房间,房间里有很多书,让我感觉是个哲学家的隐庐。他立即题归正传。他对历史进程的本质颇有研究,正在思考历史哲学。因此我讲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请我解释,我向希勒提的问题是指什么。于是我们很快就谈到了我当时特别喜欢的内容,即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我当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四年了,将我领进去的是我对我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圈子及其环境的自我欺骗的认识,以及对一些有关犹太历史的作品的阅读,首先是海因里希·格雷茨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1817—1891),德国犹太史学家。——译者的《犹太史》。我从一开始就对战争持完全拒绝的态度,因此,当时普遍的高涨热情根本没有触及到我,战争爆发时我意外地发现,我跟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维尔纳处于同一政治阵营,他当时就已经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属于党内坚决反战的少数派阵营。我当时阅读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引起我最大的好感。内特劳马克斯·内特劳(Max Nettlau,1865—1944),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译者关于巴枯宁巴枯宁(Bakunin,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的传记和克鲁泡特金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及埃利泽·雷克吕斯埃利泽·雷克吕斯(Elis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译者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1915年我又阅读了古斯塔夫·兰道尔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德国无政府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加入社会主义的号召》。我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两种道路结合在我身上,就此向本雅明演讲了一番,他承认这是两条可以走的道路。当然,我当时也跟每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受到了马丁·布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以色列。——译者的影响,他的《犹太教三讲》(1911年)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的思想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时隔60年之后,我几乎无法再去体会了。当时,本雅明在我们首次交谈中就表示对布贝尔怀有很大的保留,这些保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响,胜过布贝尔及其重要学生对战争(所谓的战争“经历”)的积极态度引起我的极大怒火。这样,我和本雅明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谈到了对战争的立场,我告诉他,我同意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演讲大师。——译者的立场,自1914年年底他就在国会里投票反对批准战争贷款。当本雅明告诉我,他也完全支持这一立场时,我向他讲述了我个人的故事。1915年2月,我跟一群来自“年轻犹大”小组的志同道合者写了一封反对战争狂热条款的抗议信,寄给《犹太评论报》编辑部,那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关报,信中陈述了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但在军事审查的统治之下,这一立场当然没有机会得到公开发表。但这封信以抄本形式在一些同学中流传开来,他们指控了我,我因此不得不在毕业前一年离开路易森市的实科中学。事实上,我当时正在靠所谓的“小名册”就读大学,它允许具有毕业班资质的年轻人注册就读四学期。这是为普鲁士贵族和庄园主的年轻儿子们设立的一条规定,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条规定,我被开除之后才偶尔获悉了,它帮助了我读大学。从1915年年初开始,我也跟随我的哥哥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反战者们未经警方允许在新克尔恩的一家饭店里举行的会议,就我所记得的,反对党最重要的领袖们每14天讨论一次国内形势。本雅明听后十分感动,很感兴趣。他也想立即在反对派那里做点什么。我邀请他第二天去我那里,我会将这个小组发表的文章给他阅读。主要有由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领袖。——译者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德国政治家,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译者出版的刊物《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我和我哥哥参与了它的非法传播。我们的首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初次相遇(1915年)-3
初次相遇(1915年)-3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谈话时他从未安静地坐在那里,而是马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边走边组织句子,然后站到你面前,以慷慨激昂的独特声调讲出他的观点或类似试验性地讲出可能的观点,这是他身上最早引起我注意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他终生的特征。同时,当你跟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喜欢瞪大眼睛凝视着你。当他反驳时,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经常地,尤其是当他对着一群人讲话时,将目光盯着房间屋顶最远的角落,他看起来特别有魅力。这种目光的凝视跟他平时的活泼手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讲到了他的外表。本雅明不是那种可以称作英俊的人,但他的特别清爽和高挺的前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额头相当高,上方长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有点鬈曲,几乎无法压下去,后来头发灰白后也是这样,一直保留到老。他的声音悦耳,有乐感,容易记住。他的朗诵很精彩,声调平和,感染力很强。他中等身材,当时和多年之后都很细长,衣着朴素,走路时身体多是略微前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昂着头走路的。他走起路来有种独特的、谨慎和摸索的特点,这恐怕也要归因于他的近视。他不喜欢走快,而我个子高得多,腿很长、步子大而快,一起走路时要适应他的步法可不容易。他经常停下来,继续往下讲。从背后很容易从他的走路姿势认出他来,他走路的这一特点与日俱增。额头下的大眼镜惹人注目,在谈话时他经常将它摘下来,令人难忘地露出他的深褐色眼睛。他的鼻子匀称,当时下半脸还相当柔和,嘴唇丰满性感。他的发育尚未完成,下半脸慢慢跟上半脸形成了反差,严肃、表现力丰富。每当他讲话时,脸上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内向和反省的表情。他始终留着相当浓密的髭须,此外总是刮得光光的。他的身体的肤色特别白皙,脸庞略为发红。漂亮的双手细长、富有表现力。面相的整个印象完全像个犹太人,平静、同是又孤独的样子。现存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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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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