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自序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1)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2)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3)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4)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5)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6)
引子之二：事实问题还是逻辑问题
引子之三：在诗歌的标签之外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2)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3)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4)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5)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6)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7)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8)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9)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0)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1)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2)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3)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4)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5)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6)
第一章 杀人无罪，报仇有理(17)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3)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4)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5)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6)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7)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8)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9)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0)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1)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2)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3)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4)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5)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6)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7)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8)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19)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0)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1)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2)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3)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4)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5)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6)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7)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8)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29)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30)
自序
1.
前两本书的出版多少让我有些失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书市就如同璀璨诱人的后宫，而入场券却是自己的一对睾丸。而且，火上浇油的是：皇帝仅仅命令割掉睾丸，我也明明早已经挥刀自宫，可到了大内总管那里却始终无法过关——他老人家的火眼金睛看什么都像睾丸！唉，或许正应了黄裳前辈说的：“在精明的主子手下工作，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提防无从悬揣的挑剔指摘，只有一个办法，提高警惕，加码诛求，把定罪拟得严严的，宁愿由主子来‘加恩’末减……”（黄裳《笔祸史谈丛》）
是我多虑了吧，这种情况也许应该归功于社会分工的日趋发达——据说孔子修《春秋》是“笔则笔，削则削”，后人为文其实也依然如此，只不过有了分工罢了：作者只管“笔则笔”，另有专人去负责“削则削”。^_^
这真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啊，我曾经用伟大的魏忠贤为榜样来激励自己：看看人家九千岁，混得比谁不强！可理智随即又告诉我：别信那些励志书，个案根本不能说明普遍性！——我可以举出弗兰克•奈特和布迪厄的研究成果来作为有力的佐证，尽管饱经沧桑的老奶奶们用土话讲过同样的道理。最后，睾丸暂时占了上风：孙盛阳秋存异本，互联网上好搜寻。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吗？
但是，鉴于睾丸在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卑贱地位，对他的谗言我一时也不敢轻信，可也正如历史上谗言往往占据上风，我这个俗人自然也终于没能免俗。呵呵，转念想想，净事房出身其实又如何呢，评书里不是有个家伙么，经常自信满满地通名报姓：“吾乃阉人张翼德是也！”
2.
本是想详细讲解“《春秋》三传”的，讲解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于是在正式开讲之前需要写上一个小序，谈谈春秋的小国民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战国、秦、汉的大国寡头乃至大国专制的，谈谈《春秋》及其相关的经典是如何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专制社会里发挥实际作用的，谈谈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这些“迂腐的书斋学问”在当初是如何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的，谈谈一贯被当作中国精神的“春秋大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谈谈道家的思想是否真的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清静无为”，谈谈一统天下的儒学究竟在怎样培养出忠臣孝子，谈谈我们对那段历史有着多少的误解和想当然……但是，一不小心，这个序言就写长了，长到了现在这个足以支撑起一本厚书的篇幅，如果“世界上最长的序言”也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话，等哪天实在无聊的时候我或许会试上一试。
——无聊的事情先放在一边，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我不得不再写一个“序言的序言”，嗯，就是你正在看的这个。
3.
每次写书的时候我常常精神亢奋，但写序言的时候却经常龇牙咧嘴，有时我真想好好翻翻旧书，找出哪位伟大的作家也有同样的毛病，但总是没能如愿。好在懒惰总能刺激人们去寻找捷径——前思后想之后，我决定了：干脆就直接引用三位前辈高人给他们自己的著作所作的序言好了。呵呵，人故然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但我保证，他们的序言用在我这里绝对不是胡拼乱凑。
第一个要引用的，是摩莱里给他的《自然法典》写的序言，把拉丁文略去之后是这样的：
人们是否读这本书，对我关系不大；但是，如果要读，就应当先读完，再提出任何异议。我既不愿意人家半听不听，也不愿意让有成见的人来评判。为了了解我，就必须放弃自己最珍视的偏见：请你摘掉这块面纱一分钟吧，你将会惊讶地发现，你认为从中汲取智慧的地方，正是一切灾祸和罪恶之根源。你会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最简单而又最好的教诲，它总是处处与通常的道德和政治不相容的。如果你的心灵和理智已经被通常的道德和政治的信条所迷惑，你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意识到其荒谬之处，那么，我就听凭你随这谬误之流去吧。
第二个要引用的，是约翰•格雷《人类幸福论》的序言：
这里讨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依据跟整个教育制度向目前这一代人灌输的观念很不一致的观点来加以探讨的。因此，在那些尚未形成与自己青年时代的最初印象相反的任何观点的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我们的见解是错误的。不过我们要问一下，上述见解果真是错误的吗？
第三个要引用的，是许地山《道教史》的序言：
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的结果总撮起来，作为大学参考的书……全书创见极少，成见也无，不完不备，在所难免，望读者赐教。
最后许地山的这篇当中，有一句话是要改动一下的：把“作为大学参考的书”改为“作为中学生可看可不看的课外读物”即可。
——说句心里话，本来我是想把许地山这篇放到后记再引的，可就在思想斗争关键时刻，良知突然露了露头，我终于还是不情愿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最后，再从阅读的角度说上两句：为了兼顾通俗和严谨，我对古老典籍的引述一般会在正文当中取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在注释里以供参考查阅。另外，如果说以前的《孟子他说》和《周易江湖》是好熊的“休闲装版”，那么，现在这个《春秋大义》就是好熊的“正装版”了，不知道老朋友们是否习惯呢？
好了，开场白就说到这里了，希望这篇文字至少会让你读得有趣，嗯，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熊逸列传》里说的：“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读书更快乐的话，那一定就是读熊逸的书了。”^_^
熊逸2006-11-21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1)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在任何一个“当下”的种种热点问题之中，哪些才是新问题，哪些却是老问题，嗯，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比如这两年，年轻人中流行“请笔仙”，把笔仙当真的大有人在，结果搞得电视台请出专家来作解释，从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破除笔仙迷信，但结果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其实这问题早有人做过极其深入的研究——许地山在几十年前就曾写过一部《扶箕迷信的研究》，论之极详，商务印书馆在1997年把这书印了区区三千册，使之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小范围流传，其实如果趁着笔仙热把它重新包装一下，比如配些插图，找个中学生把许前辈的文字作一些生动的点评，书名改成《许地山谈笔仙》之类，封面文案再点明许地山就是《落花生》的作者，想来发行量无论如何也不止于三千册吧？（我把好人作到底，再透露一个重要信息：许地山死于1941年，作品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了。^_^）
笔仙这个新问题原来却是老问题，也早有人妥帖地解决过了。眼睛再看看别处：近年又有人争论法国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好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一场绚烂光辉的运动其实血腥得很。这是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问题，自然免不了许多辩论。但是，早在一百年前，早已经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详详细细、残残酷酷地展现给我们了——他就是康有为，那时他游历法国，写下了一部《法兰西游记》，这部书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在国内出版了，其中讲到大革命的“盛况”，除了各式各样的“屠”简直就找不到别的东西了——“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种种场面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或许正所谓“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奥克肖特《巴别塔》）
康有为还点了一句：“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看来他从激进派转为保守派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百年啊！一百年前的这部《法兰西游记》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读过？
和这些个问题一样，很多新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下面我就再来说几个吧。
（一）“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
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秦桧是不是大汉奸，甚至，秦桧是不是一位爱国志士，这好像一直都不是问题，可这两年却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参加辩论的人们很少有在发过三个回帖之后还能保持理智的。可翻翻旧书，咦，这却是个老问题了。
早在1935年，周作人写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发表在3月21号的《华北日报》上，内容是声援吕思勉的。起因是，吕思勉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被国民党政府严令查禁。——单听这个消息，大家肯定都会为吕思勉鸣不平，想想那年头的国民党政府真没少查禁进步言论，甚至还派特务暗杀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这回肯定又没干什么好事。可是，先别急者下结论，看完周作人的文章再说：
报载十三日南京通讯，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如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中有云：
“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又云：
“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云云。
以上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
周作人的语气似乎过于温和了，他虽然抢先点了点吕思勉的错误，可这错误也无非是“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这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重心是在后半句——“意思却并不全错”，词锋虽冷，实际是说“意思基本上都是对的”，至于那句“至少也多有根据”则很容易让人想到：如果不“至少”的话，那岂不是“很有根据”？
随即，周作人便引述历史文献以论证之，凿实吕思勉的“至少也多有根据”，其中引到朱熹的话，颇有分量（朱熹毕竟既是圣人，又是那段历史的部分亲历者，为人为学更以气节闻名），继而点明岳飞之所以成为国人心中的岳飞，道理却在他处：
“……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熊逸按：这是朱熹的话，原文较长，只引一句。）?见在朱子当时，大家对于岳飞秦桧也就是这样的意见，我们如举朱子来作代表，似乎没有什么毛病吧。至于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义的关公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的尊敬有点情形相同。我们如根据现在的感情要去禁止吕思勉的书，对于与他同样的意见如上边所列朱子的语录也非先加以检讨不可。还有一层，和与战是对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而世上骂秦桧也骂韩侘胄，这是非曲直又怎么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云……
后文就不引了，周作人这些话里，“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侘胄必该是好人了”这一句一望便知是强词夺理，至于其他，据我所知的是，朱熹确曾是褒秦桧而贬岳飞的，这可真给后人出了大难题了，比如清代龚炜对此就忿忿不平，说朱圣人夸过施全，而既然夸施全，自然就等于在骂秦桧，自然也等于是深惜岳飞，至于为什么朱圣人夸秦桧很有骨力，要么就是朱熹在说反话，要么就是这话有什么特定背景，而大家都理解错了。乱纷纷的话一直很多，就连王夫之这样的大家竟也对岳飞不以为然，另如尤侗《看鉴偶评》，毛奇龄《重刻杨椒山集序》等等，多有议论。
现代人评论岳飞，常常惋惜他的“愚忠”，其实若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岳飞还算不得一个忠臣——比如，单是“岳家军”这个名字的存在就分明说明他目无君主。岳飞的结局在“岳家军”这个称呼刚一流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注定了：只要在专制时代，凡是“某家军”必遭统治者的大忌。这世上只能有赵家军或者宋军，哪能有什么岳家军呢？可这事也得怪宋朝皇帝：岳飞军队的正式番号先后是“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后护军”，名字都太拗口，老百姓记这些哪有记岳家军、韩家军容易！（这就提出了一个管理技术的问题。）
可老百姓也很健忘：仅仅在岳飞身后五十多年，陆游写诗“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句子底下自己作了个注释：“‘岳家军’这个词，大概是宋高宗绍兴初年的话。”（岳家军，盖绍兴初语。）——陆游这“大概”两个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
好啦，这件事就简单谈到这儿吧，谁是谁非我也没法判断，想想历史这东西呀，一百年来的事情尚且疑云密布，何况千年前的往事？至于说扎实地回溯到宋代史料，在穷尽所有资料之后再作出冷静的判断，这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引子之一：新问题常是老问题(2)
（二）五十年前哈耶克
近些年哈耶克很热，先有很多人言必称哈耶克，后又有很多人言必称“言必称哈耶克”。究其原委，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于是争读者甚众，迅速流行开了。孤陋寡闻的我就这么一直以为国内认识哈耶克其人其书该是1997年以后的事，后来又听说这书在六十年代便早有了译本，只是罕见流传。直到前不久，在读《胡适文集》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热潮至少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有过了——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话会上演讲，演讲词被记录下来，发表在同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国》第10卷第6期，题目叫做《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其中提到：
2月22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所想像的。”……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A.Hayek）……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
继而，胡适又谈到某位公务员朋友的一封来信，也是就着哈耶克所关注的问题来谈当时的现实世界的，然后又表示了自己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对往昔所抱持的一些观念的忏悔：
他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