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序言
后 记
附录 一点说明
20世纪初的香港
电影何时传入香港？（一）
电影何时传入香港？（二）
香港电影放映业的出现（一）
香港电影放映业的出现（二）
美国人布拉斯基与影片《偷烧鸭》
香港华美影片公司与影片《庄子试妻》（一）
香港华美影片公司与影片《庄子试妻》（二）
香港华美影片公司与影片《庄子试妻》（三）
香港华美影片公司与影片《庄子试妻》（四）
香港华美影片公司与影片《庄子试妻》（五）
影片《庄子试妻》之后十年的发展（一）
影片《庄子试妻》之后十年的发展（二）
小结
黎氏兄弟与香港早期电影工业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一）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二）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三）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四）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五）
香港电影工业开端（六）
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挫折（一）
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挫折（二）
黎北海与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重建（二）
黎北海与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重建（三）
黎北海与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重建（四）
序言
1981年，李以庄在中山大学为高年级开设电影理论课程，备课期间，发现内地影界对香港电影缺乏乃至没有研究，曾向校方建议，借中山大学地理之优势，将“香港电影研究”作为本校特有的一门课程，未获准。遂于1982年在无经费无助手的情况下，开始自行着手研究。 1984年9月，第一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旅顺召开，我们二人向大会提交了题为“魂兮，归来！——对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现状的思索”的论文，提出“中国电影”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说：“在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电影’这个概念，往往是指在大陆本土所拍的影片，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因此，“问题是，在大陆的电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是限于国内生产的影片，实际上没有把应包括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范围内的港、台电影放在视野之中，以主体代替了全面，注重主流而疏漏了分支。”［1］这一观点引起与会者重视。就这样，香港电影成为我们的研究方向。 香港从1842年被英国通过《南京条约》侵占，到1997年回归中国，经历了150余年的殖民历史。香港电影就是诞生在这块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土地上，并随着这块土地的社会变迁而发展。电影作为舶来品是在1897年4月传入香港，至1997年香港回归，整整经历了100年。我们对香港电影历史的研究和表述，是以香港历史为经，香港电影历史为纬，以香港历史的变迁，去观照香港电影历史的发展。电影在香港虽然作为文化消费商品，但仍敏锐地反映着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形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本书将以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段落，并以专题方式进行论述。 电影传入香港以来，一直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与融合之中成长和嬗变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历史有互相重叠的关系，到了60年代，这种影响不断淡化了；与此同时，香港电影界和台湾电影界自50年代初期有所交往，之后关系越来越密切，至90年代方显趋淡。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电影文化和思潮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加深加剧。然而，香港电影文化的根，仍然是中国文化；既属于中国电影文化，又迥然不同于内地电影文化，乃是中国电影文化中一枝奇葩。 和内地、台湾电影不同的是，香港电影一直处在完全开放和没有保护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港英当局不将电影看做是艺术，遑论什么扶持、资助与辅导。两岸三地的电影，只有香港电影是真正以市场为主导，奉观众为“上帝”，靠自己打拼养活自己！香港电影潮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社会和观众口味的改变，更多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一以贯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片运作，投资电影就是做生意。香港电影成为香港市民、粤籍华侨、海外华人的大众文化消费商品，走的是通俗文化路线。在香港电影中难以找到只供文化精英欣赏的小众电影。商业性是它的第一要素。“娱乐至上，赚钱第一”成为不成文的圭臬。也往往因此而迎合市场中落后群体，不注重影片意识高下和健康与否，当中不免滋生粗制滥造和投机作风，什么“七日鲜”之类，为人们所诟病。 香港电影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一是1897—1945年，从电影传入香港到香港沦陷，为早期香港电影历史阶段；二是1945—1973年，在国内解放战争、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香港社会转型，香港电影处于国、粤双语共存，左右分立，经济转型和文化嬗变的历史阶段；三是1973—1997年，从香港经济起飞到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为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本土化的历史阶段。 本书研究和探讨1897—1945年早期香港电影历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根据史实在以下问题取得若干较大突破： 1．确定了电影传入香港的时间； 2．解读黎民伟的《自述》，确证华美公司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从而对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 3．梳理史实，确认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作出的贡献，证明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 4．深入研究了港／沪联华影业公司，重新确定罗明佑在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中的历史地位。 这些都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 香港电影为了海外华侨、华人所需，曾拍摄过一些潮（州）语片和厦（门）语片，我们未能看到影片，不能成文。且因票房、院线的史料不足，无以对百年来香港电影票房情况作出分析与判断，我们深为遗憾，只好寄厚望于来者。 书末的《香港电影大事记（1897—1945）》，希望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查找线索的便利。 我们身在广州研究香港电影，恰如“隔山买牛”，特别是早期史料仍待进一步挖掘与发现，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在此就教于诸位方家。 谨以此书敬献于中国电影100周年！ 周承人　李以庄 2005年7月于羊城•康乐园
后 记
“香港电影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开始是由李以庄独自承担，1993年，周承人在完成他的第三本书稿后，便全力投入这一研究工作。 研究开始时，我们就发现了一大缺失，即香港电影对自身发展历史记载之贫乏。那时，内地有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有不止一本电影史，香港却没有本身的电影史！然而，据当时余慕云先生统计：中国自有电影以来，总共拍了14000多部影片。其中，香港拍了7000多部，台湾拍了3000多部，内地拍了3000多部，换言之，香港电影产量，几乎是内地加台湾的总和！面对产量如此之高的香港电影，从历史发展着墨的专著极稀罕。这种不对称的现实，使我们深为震惊和不解，因而产生了探求的冲动，就闯了进去，以期在这方面能够做些工作，从此也就迈上不自量力的征途。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无经费、二无助手的情况下开始，现在仍然如是。其间，李以庄1992年曾以十年来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申请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获资助12000元。因不能再增加资助，遂申请以权威专业刊物所发表的论文，作最终成果结项，获准。 治史是要以史实做基础的，史料的搜集与积累，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我们身在广州，难度可想而知。到香港去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一可以看香港老电影，二可以认识新朋友，三可收集资料，于是我们以微薄工薪就自费地从零起步。李以庄常常独自去香港观摩电影，在冷气充足的影院中“饥寒交迫”，省下钱去购买书籍、资料。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仅就出入境申请、审批的个中难处，亦非外人所能体会。幸好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理解和帮助，从已故的林年同先生起，尔后是余慕云、陈柏生、黄奇智、黄爱玲、罗卡、刘成汉、李焯桃、陆离、石琪……诸位先生之后，又认识了在影界第一线工作的黄家禧、刘欢颐、余伦、许鞍华、徐克、严浩、陈文强以及王焕珍等朋友。正是这些朋友的帮助，使我们走出了混沌，有了方向和方法，以及得到他们各种各样的支持，有了些许的进步。 李以庄每次从香港回来，带的是大包小包的图书、资料，以及难得的影像制品。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一切亲自动手，可以说是没有节假日，天天将剪下的文字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粘贴，20年下来，赫然三大书柜数十卷。影像资料就更难了，没有影像资料犹如纸上谈兵。当年只有录影带，多半是请朋友转录，但音像制品入境极难！因而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海关笑话。VCD和DVD的出现，使我们对影像资料的收集和观影条件极大地改善了。 考虑到这一课题工程巨大，为了能全力以赴，李以庄提前七年，于1986年（53岁）退下来。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她于1999年发现患有严重心脏病（传导阻滞2 度2型），更糟的是在2000年又罹患乳腺癌，并已转移，急需手术。随后是长达一年的放、化疗之艰难过程。我们被迫停下工作达两年多，到2002年才得以恢复。后得到香港三联书店李安小姐的启迪和建议，我们毅然将已写成的20多万字书稿推倒重来。以专题结构的形式写通史，就是现在这套书的架构。 在我们重新进入写作，对早期香港电影若干史实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发现个别历史人物的史实有不实之处，即对此作了勘误，想不到却引发一场近三年的争议，使我们倍感压力。在这艰难时刻，幸得陆离、黄爱玲、石琪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朋友，以及陈柏生、香港《电影双周刊》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舒缓了我们面临的压力，亦使我们有场合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在成书过程中，更有幸得到雷竞璇先生鼎力支持，施以援手，令我们深深受益，也将惠及下两卷的写作。罗明佑先生后人亦于最后关头借出珍贵照片，以解决因版权而未能采用的照片问题。对上列诸友深深致谢。 当2006年，得北京“一石文化”马健全女士在简体字本出版方面的邀约与合作，又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同意出版，使得本书得以在内地与广大读者见面。对此，我们万分感激。谢谢！ 鉴于繁体字本出版于2005年12月，而简体字本出版于2009年，两个版本出版时间相差三年多，我们的研究的工作又有新的进展，加上考虑到内地读者对香港的社会状况与变迁缺乏了解，故我们在简体字本中，酌量加进新的内容；同时对繁体本中的一些错漏进行了修正。这是要加以说明的。 周承人、李以庄 2008年12月
附录 一点说明
2003年秋，香港有关机构借黎民伟诞辰110周年，作不实宣传达到巅峰，有记者说：“香港从没为一个人物举行如斯隆重而多元的纪念活动，国父孙中山恐怕也未曾在城中受此礼待！” 我们正是在此时受邀到香港，担任其中一个讲座的讲者。抵港后，在其大型图文展，看到一份场刊上赫然写着黎民伟是“中国／香港电影之父”的文字，我们感到这活动有影响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企图。因而在演讲时，周承人第一句话便是：“不能称黎民伟为中国电影之父！”立即得到在座的余慕云应声附和。之后，李以庄首次全面论述黎北海在早期香港电影历史中的功绩。 我们为演讲作准备时，对此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我们在香港某些重要文化、学术刊物，接连发表了五篇重要论文，如《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及《黎民伟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等等，据确凿史实论述黎北海及黎民伟在香港早期影史的定位。 令我们感动的是香港影人尊重事实的态度，首先是作为特区政府的下属专业机构——香港电影资料馆，在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展览中，已不再称黎民伟为“香港电影之父”。 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拙著《早期香港电影史》繁体字本中，我们对黎北海、黎民伟的历史考证和评价的匡正，都已作了基本表述。此书自2005年12月在香港出版后，影响较大，香港《信报》有书评指出：“这本很可能是第一本系统论述香港电影史的专著......”（见2006年1月6日香港《信报》第28版“文化版”）。时任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的著名影评人李焯桃先生撰文指出，此书“重新梳理史实尤具一功，值得推荐”（见2006年1月6日香港《信报》第28版“文化版”）。台湾著名电影学者黄仁先生更著专文指出：“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开头可能要改写......”（见台湾电影杂志《Look》第116期，2006年5月号）。 2007年，在庆回归10周年时，香港影人又将黎北海放进星光大道，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张同祖更联络十多位著名导演，致函星光大道管理公司，表示不能将黎北海星板置于黎民伟之后。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黎民伟六子黎锡则与我们纠缠三年，并以其“特殊身份”，继续不断编造有关其父的不实“历史”与“功绩”，我们只好不断以真实史料予以更正。共写了18篇文章。 更令人遗憾的是，黎锡在余慕云于2006年4月8日逝世后，曾先后两次以“整理”的名义，在网络和香港《电影双周刊》上发表余慕云“遗稿”，而第三次甚至盗用余慕云的署名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的网络版。黎锡不仅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还以“关文清告诉我”为名，捏造所谓“新史料”，不惜陷余慕云于自打嘴巴的尴尬境地。 《事实是一切评价的基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三年多争论的最后一篇、带有结论性的文字，我们写此文时，尚不知道黎锡盗用余慕云署名，第三次发表所谓“遗稿”；现将文章附于书后供读者参考，也作为我们在这本书中对黎民伟的论述的佐证之一。在本书出版前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史料，遂插入文章内，略作增订。 有关这场争论我们的其他回应文章，读者如希望了解，可以到我们的博客（http://liyizhuang.blshe.com）查看。 另外，香港有朋友收集争论的相关文章，已编辑成一本小书《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由香港电影双周刊有限公司出版。 周承人　李以庄 2008年7月
20世纪初的香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香港，距英国的割占已有半个多世纪。香港是由港英当局、洋人和华人构成的社会。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着用武力抢来的地方，对原来主权国——中国十分忌讳和警惕，与洋商、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错综复杂。 香港被占据后，英国人便成为统治者及拥有特权的人，构成香港的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他们中的小部分是当局官员，大部分是商人。英商以开拓者身份，要在这块殖民地上获取最大利益，与殖民地官员有着利益上的差异，有时形成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原为中国渔农之乡的香港，变为鸦片储存和转运地，并逐渐发展成商业城市，主要经营活动是转口贸易。英国商人及其开设的洋行，当然执贸易之牛耳。 香港华人除了以渔农为生的原住民约5650人外，主要由来自汕头、梅州和珠江三角洲的体力劳动者，构成下层社会。由于他们阶层低下，华人被视为次等民族而备受歧视，甚至华、洋分区隔离而居，而不是杂处。他们离乡背井到香港，或因避难，或因逃亡，或寻求安定生活而来。一旦有所积蓄，便转身回乡，香港并非他们久留之地。 19世纪中叶以后，一批从北美、澳大利亚、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或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和管理经验。中国内地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引起社会动荡，使不少中上层中国人流入香港。香港社会出现了华人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构成了华人上层社会。产生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和与洋人抗衡的社会及经济力量。 华人对英人的统治，一直存在着不满和反抗情绪，发生过多次罢工浪潮，甚至华人开设的面包房发生过向洋人出售毒面包的事件，引起英人普遍恐慌。因而，港英当局遂对华人领袖以利相诱，拉拢和利用华人领袖，协助其治理华人。 香港既然是华洋共处的社会，东西文化在此交汇与交流势属必然。这种交汇、交流与交融，主要是通过学校和媒体的传播。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传播，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产生强烈影响。自1843年，英国人即在香港办学，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知名人士，如何启、胡礼垣、孙中山、唐绍仪、刘铸伯、何东等，都曾就读于这些学校。孙中山回忆说：“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1］1923年2月20日，他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有人问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他回答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2］孙中山将香港作为他的革命基地之一，并拥有众多追随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0世纪初，华人资本崛起是香港社会一大特色。华人经济力量的壮大，使华人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辛亥革命（1911）推翻了清朝并成立民国，内地政局大动荡，促使内地资金流向香港，内地迁港人数（包括清朝遗老遗少）日增，据《香港教育资料评述——从1840年前至1941年》记载：“1914年香港地区人口总数为501304人，1921年就增至625166人。”［3］仅从1911年至1921年十年间，香港人口就增加了37%。香港和内地山水相连、地域比邻，割不断的民族血脉，相互来往频繁。内地资金流入香港，促进了不同时期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流入人口的政治倾向，成为香港华人社会不同时期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氛围。中国人经由此地出走国外，或由国外经香港进入内地，这种转口站角色一直在历史地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