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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货币战争
作者:[德]诺伯特·海林
译者:寇瑛
ISBN:978752171512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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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推荐序
关于货币，人们似乎更关心它的价值内涵，而对它背后的技术，在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崭露头角以前，似乎兴趣没有那么浓厚。这是一个信用货币时代，在很多人眼里，货币就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只要银行不倒闭，它就在那里。除了交易转账，货币往往因价值而动，哪里的价值更稳定，收益更高，货币就往哪里移动。移动间，就发生了货币的替代，或转换为资本，或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货币（资产）。这些故事可大可小，小的可引发人世间的种种悲喜剧，大的可引发为了抢夺货币主导权的“战争”，比如以邻为壑的汇率战、各种贸易/货币联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博弈等。
如果说因价值内涵而发生的货币替代是“古典货币战争”，那么因技术先进而引起的货币替代则可称为“新型货币战争”。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已然在货币演化史中看到了技术的痕迹，比如黄金之所以替代其他材料成为广为接受的货币，不仅在于它稀少，还因为它的技术特性，比如容易标准化、可分割、携带方便、材料稳定和不易变质。只是历史过于漫长，人们逐渐忽略了技术的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对货币的影响正达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态，并将继续演绎、拓展和深化。它不仅发生在现金、存款货币等各货币层次之间，也发生于各国的货币竞争中，甚至还可能引发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变革，因此引起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可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银行的声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广泛质疑，奥地利学派思想回潮，货币“非国家化”的支持者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横空出世”。有人甚至称其为数字黄金，寄托取代法定货币的梦想。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私人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战争”，是货币“非国家化”对法定货币的挑战。
还有一种“新型货币战争”则是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挑战。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激增，“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广业务的宣传口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总体货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与M2的比率下降了5%，印度下降了7%，欧元区则下降了3%。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央行货币（尤其是现金）在流通领域被技术更先进的电子支付方式乃至私人货币替代。
或许，我们应该正面地看待和解读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因为它整体上推动了支付效率的提高、金融的普惠以及社会福利的上升。Libra白皮书指出：“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现在看，其宏大使命未必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样的愿景，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至少在技术方面或模式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和选项，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对于法定货币而言，私人支付工具的“去现金化”口号，以及“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兴起，更像是一个Morning Call（叫醒电话），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加密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这一唤醒作用已开始显现。以我国为例，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5年，持续充实力量展开九大专题的研究；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笔者躬逢其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2016年之后，各国中央银行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加密货币实验，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泰国的Inthanon项目，还有我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等。
这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参加者有私人部门，有公共部门，有主权国家，有国际组织，有金融机构，有科技公司，有产业联盟，有极客，有经济学人……总体看，这场“新型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多，比如技术路线之争、数字隐私保护、政府监管、社会治理、网络和信息安全、货币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风险防范等。
希望《新货币战争》一书的出版能为读者们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视角和洞见。需要提醒的是，其中有关东方国家的内容，或带有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难免戴着有色眼镜，未必客观，需进一步商榷和讨论，望读者辩证地看待。
是为序。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
姚前
2020年3月7日
M2是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编者注
Libra是脸书公司发布的加密货币项目。——编者注
绪论
支付的未来已在2018年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第一家面向公众的亚马逊无人零售店（Amazon Go）开设了。得益于“最先进的购物技术”，在那里购物的顾客不再需要排队，而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免费下载相应的应用程序。随后，他们就可以从店里的货架上挑选心仪的产品，放进自己的购物袋，然后离开。其余的一切就交给技术去完成。例如，某位顾客先把一瓶果酱放进购物袋，之后又觉得更想买蜂蜜，这时他只需将果酱放回货架上即可。亚马逊监控技术会对这一举动进行记录，并从该顾客的账单中删除果酱。顾客无须经过任何收银员或店员盘问就可离店，随后他的智能手机会收到账单。最终，这笔购物的费用会在顾客的亚马逊账户上被自动扣除。
几乎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在这种刚刚才成为现实的消费乌托邦中，人们的主动支付行为也同时被取消了，结算过程会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自动进行。我们甚至不需要拿出银行卡，也无须签名。替我们管钱的一方与销售方合二为一，这条发展道路的目标是清晰的，远非现下亚马逊的世界所及，那就是：我们享尽一切便利而将所有权利都交由别人。
在中国，另一种乌托邦正在成为现实。货币作为推动和衡量经济活动的奖励功能，正在被细致入微的社会美德标准所取代。政府正着手建立一个全面的公民信用综合评估体系。如果有人被人脸识别摄像机拍到闯红灯，那么他的社会信用评分就会被扣减。如果有人为他人提供了帮助，那么他就会得到加分。如果有人的账户中社会信用积分太少，那么他就无法购买飞机票或高铁票，甚至租不到或买不到好的房产。对于支付，人们可以全覆盖地使用微信和支付宝。这就像是脸书、谷歌、WhatsApp（即时通信软件）和亚马逊的组合。由于微信采用了面部识别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并与政府密切合作，所以该应用程序现在甚至可以作为官方的身份证明。微信记录并存储了使用者所花费的每一笔钱的用途，并与社会积分管理机构共享数据。如果有人长时间沉迷于网络游戏或逃单，都会留下不良记录。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优良的品行高于获取不义之财的社会价值体系。
两者相比较，亚马逊无人零售店的美好支付世界似乎截然不同，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在这里，只要是在法律范围内，任何权威都无法规定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与中国的公民信用综合评估体系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个系统的基础都是对行为者进行可靠的自动识别，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不间断监督。
亚马逊无人零售店只是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支付领域中较为先进的范例之一，越来越多的个人行为受到监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被自动结算。在亚马逊无人零售店，每一个从货架上抓取的动作都意味着购买行为，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监控和计费。很显然，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将要走的路。人们买到的不再是可以自由掌控的电脑应用软件，而是被租用的云端程序，即在第三方服务器上运行的程序。相应地，我们使用该软件所做的一切都被监控和存储起来了。如有必要，我们的访问权限可以被剥夺。我们不再购买自行车，而是使用共享单车，然后按照公里或小时数自动付款。我们不用一上高速公路就付费，而是根据驾驶的公里数付费。我们无须再购买汽车，而是可以按需租车，甚至还可以选择是否需要代驾司机，以时间或公里计价等。这类案例的数量还在逐渐增加，很快，我们就必须启动小额支付流程，而且很难觉察到其数量。
这一切使得个体不再能真实地把握其资金状况并自由支配资金，而是受控于那些掌管其账单的人。当他们认定，某人不再具有金融信誉，或者做出了违反规则的举动，如用其数字货币租赁别人拥有的东西时，这个个体就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正如菲利普·迪克在1969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尤比克》中的人物乔·奇普一样，他不再能离开自己的公寓，直到有人付钱，门才能打开。迪克超凡的想象力，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中就已显现。他当时预测记账式货币的支付方式似乎还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共享经济的概念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就出现了。
面部自动识别以及诸如此类的技术催生了现收现付系统的应用，也让真实的模拟世界与数字世界融为一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一步都被数字化重塑并存储，这些数据再被汇总成全面的个人档案。任何愿意为此付费的人，从潜在的雇主到潜在的贷款人或业主，都可以购买。与中国不同，在德国，数据及其影响仍然受限，尚未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引导人们实现预期的社会行为。换句话说，德国的首要目标是培养更好的消费者，但也有一些应用在朝着中国模式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新的数字支付方式会产生大量信息，而且还要求我们提供许多敏感数据，对想要引入这些系统的人来说，正是这些数据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就导致有意监控公民行为的各国政府和大企业集团同心协力地去获取这些宝贵的数据。要实现这一愿望，他们就必须有能力在数字世界中随时准确地对我们进行识别。现收现付这种支付方式的出现恰逢其时地为实现全面监控提供了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理由。就这样，新的支付方式顺理成章地成为引入和普及生物识别技术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生物识别技术初步是通过指纹和面部识别进行的，将来甚至还会发展到通过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鉴定。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充满了目的性、系统性，而且是全球性的。这正是我在本书中要论述的内容。
猫头鹰被某些人视为灾星，可对另一些人则如福星夜莺
但凡每两笔交易中有一笔以现金支付，就无法建立全面的公众数字交易模型。人们的这种对现金的固执偏好会使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的发展和普及止步不前。这种偏好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无论现金的反对者们再怎么耗费力气，想使现金变得不合时宜，但对用户来说，现金的确有许多好处。此外，这些优势还将随着数字化越来越多地渗透进人们的各个生活领域而日益增强。
我认为现金的优势有以下九点。
1.现金交易具有匿名性。除了现场目睹交易的人外，没人知道交易者何时、何地向谁购买了什么。这同样适用于秘密警察、银行职员、社会积分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一般信息搜集站，甚至配偶和父母等。我们并不一定总是希望他们确切地知道我们每天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买了什么。
2.使用现金时，卖家和买家都无须提前付款。双方均受到保护，即免受对方破产或欺诈行为的侵害。任何一个向陌生人出售二手车的人，都不希望赊账交易。反过来，也没有人愿意在收到标的物之前，将大笔资金转付给陌生人。新的、快捷的数字支付方式看起来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们无法确信，这笔钱是否付到了实处。
3.采用现金支付还具有良好的控制支出的功能。这对那些挣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来说尤为重要。如果全部选择数字支付，你就会被每月大大小小的电子账单弄得晕头转向，而不能有效地核实账单和控制支出。
4.现金是一种防范危机的支付手段。它无须以任何技术设施为依托，并且在出现重大技术故障时，依然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在德国联邦政府的民事保护概念中，甚至明确建议公民需要为应对紧急和危机状况留存足够的现金。如果我们只采用数字支付方式，一旦互联网或大型移动网络瘫痪，就会使我们的经济生活遭受重创。如果我们恰好在旅途中，就真的要费尽心思去盘算到底如何支付住宿费以及回程的路费等。
5.现金特权。如果因故障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我们的账户突然被冻结，我们就寸步难行。但若有现金，我们至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旅行、住宿和用餐等。
6.现金是一种包容性支付手段。实际上，它没有使用门槛的限制。与使用数字货币相比，儿童以及有身体障碍或精神障碍的人使用现金更加容易和安全。我们给孩子五欧元，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但我们总不能把信用卡交由孩子使用吧。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金这种包容性支付手段却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围剿。这场去现金运动正是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对此，我们随后还有论述。
7.此外，现金无疑是我们在银行倒闭时保有金钱的唯一方式。原则上，数字货币无异于我们放在银行的一种资产，对银行来说则是对我们的负债。如果银行濒临破产，而该银行又没有为我们的储蓄资产进行有效投保，这笔钱就凭空消失了。如果遇到大型银行或许多银行破产的情况，所有现存的存款保险体系也无力回天。
8.在银行出现负利率时，现金无疑具有保护功能。它可以预防银行因自身问题而侵蚀我们的资产。
9.现金是成本较低的付款方式。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向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直接或间接支付一定的服务费。有时，其代理商会额外收取费用并将其计入成本而最终算在我们头上，由我们间接支付其运营成本。世界领先的信用卡发卡机构，如维萨（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其利润空间很大，但总得有人要为其成本买单。
不可否认的是，逃税者和犯罪分子也同样看重现金的这种匿名特性。只要金额不是很大，他们就乐意使用现金。正是因为这一小批现金使用者牟取非法利益，才给了反现金者核心的理由。
德国有一句直白的谚语是，猫头鹰被某些人视为灾星，可对另一些人则如福星夜莺。政府、银行、支付运营商、IT（信息技术）公司以及部分其他商家都会站在用户的对立面，用户眼里的优点，就是它们认为的缺点。
对于希望尽可能多地向我们推销商品或吸引我们贷款的人来说，使用现金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帮助我们合理控制支出。情报和安全部门也会认为现金的匿名性是一个不小的缺点。毫无疑问，如果警察能够有效掌握账户和电信数据的全面信息，打击犯罪会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如果人们因想要彻底避免罪犯滥用公民自由权，就去取消现金，这同样也可能会取消民主。人们总要选择一种理性的平衡，而这种平衡需要在一个开放和民主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建立。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金融领域的主导权正在从私人手中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错综复杂的、超越国界的无形之手。那些做决定的人绕过各国的民主议事机构，直接决定着金融秩序。
除此之外，对于希望获得我们珍贵的财务数据的支付运营商和IT行业而言，现金的匿名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每一笔不留痕迹的交易都是对我们个体数据资料的扭曲。假如我们正想用现金进行某一交易，而这种交易模式恰好被系统解读为负面信息，例如不良信用等级、不被看好的雇员阶层、不良的健康状况或具有风险偏好等。系统中对这些数据的存储和评估越全面，对我们敏感数据的保护就越困难。如果关于我们是否抽烟、是否花许多钱买药或阅读激进杂志等私人信息恰好被泄露给了我们的利益相关方，例如正想要开除患病或政治不达标员工的雇主，或只为健康和谨慎的人承保的保险公司，就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我们不再能提现，那当然符合银行将我们的资金锁死在银行系统中的期望。当整个金融体系面临新一轮危机时，储户资产就会被直接贬值，以使银行恢复流动性。账户余额（也称存款）位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这是银行欠储户的钱。如果银行因亏损而导致自有资本减少，造成资产负债表的贷方不足，那么它们可以通过减少存款来重构资产负债表。这时，银行有两种平账方法：一种是一笔勾销，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塞浦路斯；另一种是通过高额负息逐渐平账，这可以持续数年。如果储户的银行存款以-4%的利息计算，这就意味着他的资产会在三年之后缩水10%以上，而银行的负债却相应地减少了。这样，银行就不必再寄希望于国家的介入和救援，国家也省了一项支出。
对逃税者和罪犯而言，使用现金有优点，也有不便之处。大量现金的运输异常困难且高风险如影随形。因此，这两类人利用专门的律师事务所和银行，将各种非法的货币资产转移到海外的避税天堂，或将其混入合法的货币循环体系。这个过程是在隐瞒了其真实来源或所有权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所有交易均有记录，但因使用了假账单和类似的技巧，账面信息得以粉饰。由于巨额的非法和灰色货币转移通常都是以银行汇款形式进行的，因此，如果认为可以通过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