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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法文版序
第一章 “千年王国”的梦想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1)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2)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3)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4)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5)
第二章 躁动的亚细(6)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1)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2)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3)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4)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5)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1)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2)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3)
第四章 草原上的锻炼者(4)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1)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2)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3)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4)
第六章 强敌相遇(1)
第六章 强敌相遇(2)
第六章 强敌相遇(3)
第六章 强敌相遇(4)
作者自序
（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喜谟•巴克霍森）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追根求源，原是欧洲内部的事件。然而，这场战争却演变为第一世界大战，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整个世界的命运掌握在欧洲手里，自然世界的形势也是由欧洲决定的。大战以来，还不到二十年，整个世界的政治面目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时至今日，倡言世界命运系于太平洋之说，几乎成了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欧洲的新战争很可能不牵动世界其余各地，而欧洲呢，虽然坐在四围巩固的营垒里，却难于不过问太平洋的战争。因为，在今日，欧洲的命运已经系于东半球事变的进展，而欧洲将从东半球的事变里决定它的永久形势。
不管如何，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新的状态，而并不像旧时代的国人那么天真地相信世界的中心是与市场的中心相符合。可是，如若我们想到过去历史的重心绝不是永久在欧洲，或许我们对于眼前经历的事实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将加紧武装以应付未来的威胁。直至十五世纪末期为止，在政治上，欧洲似乎始终处于世界文明的旁观者的地位，恰如它在地理上所处的地位一样：面积有限而傍于亚细亚大陆的一个半岛。西方人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乃是在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层出不穷的发明当中，在这一时期，他们几乎降服了整个世界。然而，即在这个时代中——到今天也不过相隔了二百多年年，有一批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竟然威吓了维也纳的门户。欧洲霸权的时代——前后不过五百年，似乎就达到了它的末期，我们已经看到盛极必衰的起初几种征兆了。
中世纪欧洲的大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往往也不甚高明；然而，在同时代，亚洲却是一段范围极广大的世界政治的世纪，我们在这方面所知道的却极其有限。本书叙述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我想大多数的读者都能阅读，它应当不仅限于扩大历史的叙述，同时也应作为未来的蠡测。我们不仅探索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世界帝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段历史已经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助于从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成吉思汗及其草原帝国对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广泛影响，对我们了解世界的格局大有裨益。
在最近几年中，曾有若干叙述成吉思汗传记的著作。为首的应推哈罗•兰伯（Harold Lamb）的杰作。这些作品，大概都采取了小说的体裁，仅仅注意蒙古帝国创造者的身世。将地球上各国最奇特和最广大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写出来，我们觉得是更有必要的，而这个国家的宗教、经济、军事的面目，都在这部历史里据实表露出来。
蒙古帝国史的材料来源，主要方面是分属于中国、阿拉伯、亚美尼亚的纪年史，如非专门学者便不易阅读。但有一批研究者，经过多方努力后，曾翻阅过浩如烟海、极其繁杂的材料，并将之集中起来。第一部应推何威士（Henry H. Howorth）分订四册的《蒙古史》，次为法国人多桑（D’Ohsson）及喀恩（Cohun）的著作。我们也曾参考了爱尔特曼（Erdmann），汉默•浦格斯塔（Hammer-Purgstall），格鲁塞（Grousset）的研究——他们曾翻译了蒙古王子撒难薛禅（Sanang Setsen）的纪年史，我们也利用了优尔（Yule）及其他历史学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
法文版序
（法国人类学家乔治•蒙丹顿）
短促而辉煌的成吉思汗战功史，实为普通大众所未知悉。即使有谈到的，而成吉思汗帝国战功的枢纽，却因其罗列了自相矛盾的细事和次要的事绩，而淹没于琐屑的传闻中了。本书的特色即在于从纷繁芜杂中揭露了其中的线索。一般所持的论据都不免有着种种缺点，即它们都仅着眼于军事史的形态，就是说，仅囿于蒙古史的外形。本书则着重于它的内在生活和它的精神上的来历：以与乡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对立而言，这乃是游牧生活的最后的昌盛时代，这个游牧生活，在处于今天这种相对静默的时代之前，曾达到它的最令人炫目的形态；更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游牧时期，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等，还处于原始宗教萨满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极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地位，而无论在何处，它每遇到了它们，都一一压伏了他们。这些事实所以不曾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蒙古骑士的活动中心是较近中国而不近欧洲，虽然他们也曾饮马于亚德里亚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远在欧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欧洲进步，且为文化的高峰；所以，如不仿效中国，即要将中国打倒——在我们看去，凡是中国的文化，应视为独立发展的一个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动力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绩外，蒙古史又是一个种族史——不论是有心的或无心的，这个论断便使我们非阐发和确定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不可了。本书著者在谈到蒙古政治集合体——它是随各种时代而变迁的——的时候，总是说：蒙古种族。我们在译文里，每次遇到这个字眼用得适当的时候，即是说，在大部分场合中，总要保存这个字眼，理由如下：我们西方人属于欧罗巴种（彼此都属于大欧罗巴种或白种）；蒙古民族则构成了大蒙古种或黄种的核心。在这两种之间，则有着突厥种族，我们不如把它叫做“鞑靼突厥种”（Turco-tatar），使之不至与土耳其的奥斯曼突厥种（Turc osmanli）相混，后者仅占着一小部分。那些鞑靼突厥人曾好几次被列入蒙古政治集团里面，或甚至居于领导分子的地位。可是，鞑靼突厥种或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人（Touranien），在种族上，到底何所归属呢？在这个问题上，人种学家的见解各相悬殊；多数人是把他们列入蒙古种里，其余的则认为他们是欧罗巴种。我们则认为鞑靼突厥人的全体构成了一个地方的集合体，而非种族的集合体，其中有若干单位（例如谦河〈Iénisséi〉河源的索伊奥特〈Soiote〉民族），确是真正的蒙古种，其他的单位（例如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思〈Kirghiz〉民族），是介于蒙古种与欧罗巴种之间，最后其余的单位（例如奥斯曼民族），则属于欧罗巴种。但是，像鞑靼突厥族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虽然相隔很远，却有着亲属关系，像在那些历史事变里，这两个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构成了一个民族；像在肉体上，比较带有蒙古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是多于欧罗巴种的鞑靼突厥人，且占据了较广大的地面；最后一点，当我们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又须无论在这个界限的那一方面用一个字眼加诸这个民族身上，因此，我们就很有理由说，从人种上讲，鞑靼突厥人即使不是蒙古人，至少总属于蒙古种。可是，对于蒙古人主张，或对于有人替蒙古人主张，将很多类似他们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种的字眼，这实在有着更精确的一点，可以解释其中理由。也像金栗色的北欧人为欧罗巴种典型的最特殊化的术语，也像北欧人每遇有表现他们性格的地方都认为他们势力的表现一样，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国人的民族——虽然在程度上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也实为从乌拉尔山延至麦哲伦群岛的广大人群的人种典型，即一般所谓最纯净的、但实际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为我们人种学者所唤作大蒙古种的。换句话说，蒙古人在大蒙古种里所扮演的角色，恰是与金栗色种人在大欧罗巴种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而范围广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体所具有一个人种的事实，总而言之，乃是我们基于上述解释，在谈到蒙古人的时候，而可一般地引用人种这个定义的理由。
可是，这“蒙古人”与“蒙古种”的名词的产生，就如本书所阐述的，是依赖于制造这个蒙古功业的人物本身，即是说，依赖于成吉思汗这个人物。因为，为蒙古民族的历史曲线的来源，同时又为其最高峰者，乃是这个人物。而他的成功是那么伟大，且是伟大过于所有各洲和所有各时代中任何其他人在这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功，遂使蒙古民族之最微末的后人，也永远追念他的功绩。虽然这种情形有其离奇的地方，我总可举出亲见亲闻的证据来。在一九二○年，我曾与北部蒙古人相处。当我们提到他们用以饷客的烧羊尾的时候，他们就追念了当时红白两派的斗争，另有两种关于本书历史题目的回忆，就永留于我的脑际了。没有一个夜晚——我在第一天就感到很惊讶，当我的主人们围坐于火盆四周，彼此用蒙古语交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不谈到成吉思汗的。另有一个事实是关于字形的记号，这个象征并不是某一个地方和最近某一时代的专有物，在几内亚湾、苏丹、欧罗巴，整个亚细亚，太平洋之外，直至旧墨西哥，我们都可以找到它；蒙古人常常摹绘字形的记号，我曾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块砖头，在那上面有着两个用金属嵌的字形。当我问蒙古人怎样称呼这种记号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成吉思汗的记号”。
有人说，成吉思汗带有一部分金栗色的容貌和淡色的眼睛，这就是说他身上曾带有金栗色种的因素。然而，这并不可以说成吉思汗所以成为伟大人物是靠这种因素；他所拥有的金栗色种的成分，或许与其他金栗色种因素毫不相干。在各个国家里，当我们看到许多伟人，譬如，带了黑种的因素，我们虽则相信对这点尚有疑问，但总可问道，这某几个伟人虽不是靠带有某一种族的血统，但是否靠某几种极不相同的血统的混合——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赞成全部的人民采用这样异种交合的办法。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时势是人创造的。或许事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之所以如此，实群众使然；因为，无论事变是如何在任人宰制，而宰制者总是那些伟大人物，成吉思汗为伟人中的伟人，他的非常不世的成功，一部分是靠这一事实，即他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战友，就是说有一批举世无匹的将帅，这个事实是屡现于历史上重大时期，或无宁说靠这个事实才有重大时期的产生。任何骑士都不曾获得如速不台（Soubotai）所曾有的功绩，他曾四度驰骋于高丽与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他曾于历时两年的转战中，遍历阿富汗、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俄罗斯，且一一使之降伏，而这种种战功不过是以二万骑兵得到的，但这二万名骑兵个个是铁铸心胆的！
这种种战绩，显然是不能倚靠部落的力量而取得的。蒙古军事严格组织的研究，可使部落的传说不复存在，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蒙古骑士经过一个地方后，仅留下几名代表，后来就没有叛变的事情产生。这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用空前的恐怖手段来扑灭叛变的情形了；人们往往说恐怖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但特定的时期，它的作用不可低估。蒙古骑士似乎早已努力实现尼采的扎剌图士特剌（Zarathoustra）的教训：“你要强硬，强硬得像金刚钻一样……。”
第一章 “千年王国”的梦想
一个游牧小部落的年轻首领，从亚细亚广大荒原的某一地点——那时他应须天天仅以维持生活的目标而奋斗；忽然下定了决心，为他本人及其民族，而出发向世界进军。到过了五十年他双目已瞑之后，他为几个儿子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任何人绝未曾有的广大帝国。当成吉思汗开始他的功业的时候，他所要代其取得世界的这个民族，还未真正形成。身为孤儿，还在半童年时代，他所握着的无非是其卓绝的意志，其青年时代的毅力，及对其使命所坚持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然而，大家全起来攻击他一个人：从他的乡邻及其部落的同伴，个个都像对待一个牲畜似的侮辱他，掳去他的年轻妻子，偷走他仅有的几头羊马，即如拥有数百万臣民之强有力的皇帝王公，对他无不如此。他这个小子，他这个荒原中被人轻侮的无出息人物，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为其属部的王国及他们的名称，他却一一使之降伏了。许多知名的王公贵族，往往在他们的宝座将倾覆于危急万分的时候，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其他不像他那样适合而也号为“世界征服者”的伟人，成功都比成吉思汗容易得多。阿提拉（Attila），成吉思汗把他尊崇为祖先并为后来他争取统治权所藉口的合法凭据，曾以一大批移民的狂潮拥向西方，不过他总会遇到战胜他的人物。凯撒曾能利用罗马政府所构成的精确的工具，运行绝佳的组织，但一到他染指皇冠的时候，这个工具便反过来把他打碎了。拿破仑跨上革命的战马而前进，而他的最精锐队伍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并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在他功业失败后，他虽仍保存残生，但是以俘虏的身份而保存。亚历山大是最类似成吉思汗的，他从其父亲手里承袭了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他自己却不过是一个武人，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后，他的帝国，不过维持了百年即告颠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成吉思汗死后一百年，依然无可否认地统治了当时所已知的世界五分之四的土地。
“亚细亚需要一个人物”这句话——战败的拿破仑口中所吐出的名言，在六百年前，成吉思汗已经使之实现了。
然而在历史上，并没有不可思议的奇事。这并不是宽大的上帝愿将地球奉送给这个伟大的蒙古人。在一个天才卓越的人看来，政治从来不过是可能的技术。唯有那些有野心的好美的及有奇癖的人物，才能成就非凡的功业。或许，成吉思汗所遵循的以攫取强权的路径，如若我们只管估量其表面上的情况和表面上的物力均衡，则将被视为不合理的雄图和不可思议的情形了。可是，它实际上比任何事物都合逻辑，都有计划，成吉思汗的事业无非是靠着可能的条件，他成功的一切计划都是根据可能存在的条件。
当成吉思汗开始创业之时，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仅藉最贫乏的土地，来锻炼他的子民，使之处于主宰的地位。他事先并未注重于任何移民的行动及任何复杂的理想，他最初并没有完整的军队，也没有国家的建制。不过，他的创业，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绝不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和一个行险侥幸的人。
的确，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之一，亦或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明白是历史给了他机遇。他感谢历史的赐予，而且力求符合它，诠解它的意义，听从它的安排，并加以利用。他自以为是它的继承人和它的执行人。历史超出了他个人的根基，培养了他的力量，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来历的篡夺者，而历史是靠他来维持的。必然，这种根基是比寻常的更深远更深邃。而他追溯源流所遵循的路径也是更难于认识的。如要寻觅统治世界的锁钥——这个锁钥是为知道应用它的人而设的，在这种情形中，则必须一个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手段高强和脑筋灵敏的人物，幻术者的神秘力量越是必需的，这种力量是足以明察宝藏的深穴和不可见的暗流。
成吉思汗在亚细亚土地上所展现的宝藏与暗流，在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梦幻而已。这是伟大过去的半神秘的传统观念，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千年王国”的幻想，被认为曾经存在，且应当重新实现。传统观念与梦幻便成为他的天才政治的可能条件，而他就将这一理想付之于实践。已死的过去与将生的未来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现实依据。
德国有一位浪漫派作家曾说：“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梦想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力量，同时有着逐淅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燃烧着他的民族得天独厚的信念，最初却必须以火与剑强迫他的民族，使之承认他个人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这是因为他的理性和他的志愿的力量并不在他的梦想的力量之后，所以荒原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而成为“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他的血统中所得到的历中遣传，极大地增长了其为本民发展壮大的自觉心。
而且，成吉思汗一刻也不曾忘记他的发祥地以及他可资以创业的唯一条件。是他，一手推翻了世界，但绝不敢丝毫更动这个唯一的东西：他的民族的习惯与法则。他曾冷酷地使亚洲服从他的约束，犹如他自己服从这个法则的约束一样，即使有时他须偿付了他的肉与血的代价。出身于盛行着千年不绝的习惯的世界里，他是一个血与理性的保守者。当他在弥留之际，他对儿子们所讲的最后几个字是：“遵守法则！”他的儿子们曾遵守法则，结果帝国安如磐石，而且疆域得到扩展，国力强盛如旧。但一到他的孙子们违背了法则，帝国便瓦解了。
如果我们撇开不提成吉思汗荒原故土的地质及其习惯，则无从认识成吉思汗了。他所展现于我们眼前的，与其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