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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2）
导言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1）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2）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3）
二　政治推销员 & 政治经理人（1）
二　政治推销员 & 政治经理人（2）
三　战争经济学 （1）
三　战争经济学 （2）
三　战争经济学 （3）
三　战争经济学 （4）
四　战争福利学 （1）
四　战争福利学 （2）
四　战争福利学 （3）
五　饕餮之宴 （1）
五　饕餮之宴 （2）
五　饕餮之宴 （3）
六　暴政的悖论 （1）
六　暴政的悖论 （2）
七　帝国的涅槃 （1）
七　帝国的涅槃 （2）
七　帝国的涅槃 （3）
七　帝国的涅槃 （4）
导言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1）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2）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3）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4）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5）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6）
二　霸王之殇（1）
二　霸王之殇（2）
二　霸王之殇（3）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1）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2）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3）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4）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5）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6）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7）
序 （1）
中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遍布王朝兴衰更替的故事，它看似锦绣纷呈的万花筒，又像变化无端的魔方。这不单使执著于文化的猎奇者神往，也使许多醉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痴迷。一句古话经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句话流传了千年，业已为后世之人达成共识，也是千百年来读史者最广谱的理由。然而“为鉴”之法，却大相径庭。
显然，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原因在于，道 德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会因时间、地域乃至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 别，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说，简单的道德尺码，容易让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 使人辨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挖掘历史中的权谋，无疑是成熟些的选择，对于采取此种视角的读史者来说， 褒义的评价是老谋深算，贬义的评价是老奸巨猾。应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向 来不缺少这种算计人的智谋，但是对于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却少有研究，除了简 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外，很少拿得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由此可见，常见的读史视角实在难以起到“知兴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 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负荷。于是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来找寻这规律性的、带有 技术含量的内容。
既然谈到规律，那么我们的视角就该定位于科学而非玄学。科学，就要有系 统的论据作为支持，而论据的来源则无一能脱离历史。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历史， 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分析样本，更是过去社会科学的实践报告。
不可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或阐释，总 有些历经沧海桑田仍不能改变的事物永存——这才是我们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 内容，也是无数历史爱好同仁皓首穷经，试图通过冗杂的历史资料，穿越时光的障 碍，拨开重重人性迷雾所要探询的兴衰密码——历史的一般规律。
然而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却远非易事，除去要仔细品读卷帙浩繁的史籍外， 还要在读史的过程中，过滤掉虚假信息。这是个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自孔夫子 开始，许多历史记录者就根据自己的好恶肆意篡改历史，为这个坏风气开了一个 极为恶劣的先河。以至于后世的统治者们修史，也没了道德底线。典型的如乾隆 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库全书里杜撰、篡改历史，此行为不可谓不无耻。
若说孔丘篡改历史（文学界通行的说法叫“曲笔”）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这毕 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理想，那么岳珂杜撰历史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一个重 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背负着死刑犯后人的名头，想在政治上出 人头地，不免有呓语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审查”上 的污点——祖一辈的案子一定要给平反，否则不单自己无法出头，恐怕自己的子孙也要捎带着见不得天日。因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 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在仕途上却能步步高升，实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绩彪 炳的证明：宁宗、理宗大约都认可，当初高宗惩处岳飞过于严厉，于是对其子孙给 予了相当的政治补偿。
平心而论，岳珂的所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修史者，将其翻案所杜 撰的论据列入堂堂正史，就显得太过荒诞。
历史中更多的伪信息来自于记录者的曲笔，原因不言自明，是受到了当时统 治者的暴力胁迫，如司马迁，就为此丧失了做男人的权利。为了保全生命，他只能 有选择地写出历史，许多应该明确出示的信息就变成了隐含信息。类似的情形在 历史记录中层出不穷，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大多都很“讲政治”。讲政治， 无疑会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但是却使历史失真，更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无端平 添了许多负担。
至于战国时期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史官兄弟四人，不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却也是凤毛麟角。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当时的政治氛围尚未像后世一样压抑， 君权也未神化，统治者的权术意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而史官在记录历史的 态度上，尚能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甚至愿意用生命捍卫这一信仰，实在是难能可 贵。
序 （2）
从后世之史中曲笔成分不断增多可以判断，中华历代帝国的政治文明中，统 治者的权力、权术意识是递增的，而道德基准线却一降再降。由此不难看出，中华 的历史不单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渐进过程，还是个道德水准的逆向淘汰过程。
因此说，甄别历史素材的真伪和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潜在信息，才是我 们揭示历史一般规律最难的课题。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规律进行技术性解剖。
信息的遗失和篡改过的秽史固然是探寻规律的天敌！除此外，我们又时常有 感，总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左右着历史的走向，而那王朝兴衰更替的神奇变化，就 像被上帝之手翻动着的魔方一样变化无端。然而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这其中虽有诸多偶然，却绝非无迹可寻。究其症结，实难脱离政治范畴。
政治经济学课本上常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含 蓄也太模棱两可，起码不够直观。换一种说法，似乎更能清晰地表达出两者的关 系，即：经济是政治的目的。反过来说，政治的终极目的一定与经济挂钩。基于此种逻辑，我们可以判定，经济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黄仁宇先生在他的 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中，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此的认同，意味着我 们未来解剖历史将以经济作为初始切入点，再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并行，来阐释历 史的一般规律。
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完全将其解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 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求精勿求全，只截 取先秦两汉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作为基础分析样本，并由此延展开做深入浅出的探 讨。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法相 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 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简而言之：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是 为序。
导言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着神州大地，当封地建国成为社会的主流，当狼烟杀戮奏 响了时代的旋律，是他，终结了一切，一统中原。
他麾下的军队自西北方出发，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延续五百年的战 乱，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部落，并首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秦帝 国。
翻开史卷，我不禁有些疑惑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竟能以武力创造历 史！它战无不胜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驱动了它所向披靡，它靠什么建立了前无 古人的丰功伟业？
战国时代结束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结束了封建时代，进入帝国 时代。传统历史学界把民国前西周后定义成封建时代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 自秦开始，封地建国的历史特征就不存在了，虽然在秦之后的历史中，有所反复， 但是终究成不了主流气候，因此说，封建时代自秦结束。
而秦之后的历史，根据它的特点，我们把它统称为帝国时代。因为这样的说 法更加便于人们理解。之所以称其为帝国时代，主要的特征是： 1. 有一个最高统 治者 ：皇帝； 2. 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3. 自上而下的正金字 塔形社会结构； 4. 不断对外扩张的政治意图。
有关秦帝国诞生的基础，以及它的鼎盛和消亡，公认的说法是自商鞅变法后， 处于战国时期的弱国——秦，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直到消灭其他六国，统一了华 夏大地。史书上还说，商鞅变法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最 终影响了秦帝国的走向。然而这“改变”之中内在的联系，却没有尽然。对于史 书里刻板、僵硬、符号化的说教，我始终难以理解得透彻，所以读起那段历史也就 不得其法，总觉得其中有些奥妙没有品透。待到自己的阅历和社会知识日渐丰厚， 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豁然开朗，才发现，原来如此——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1）
战国百年，终结于秦帝国的天下一统，至此，华夏大地上分裂、对抗的局面不 复存在。是什么力量令最后的胜利之花落在秦人手中？
● 商鞅变法是后发而先至的全方位改革 2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注1] 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 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 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 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注2] 变法，清 末的戊戌变法等。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 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 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秦国的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 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 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 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 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当时，一些先 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 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秦国的改革是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 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理念，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 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 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 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变革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 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 的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 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 导改革进程的权力。至于这个中原因，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这里，我们先看 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
● 国进民退的秦国土改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 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4 两句话中，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是指统一度量衡。商鞅的初 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客观上，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 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这会降低交易成本，于经济角度 而言，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 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是《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注3] 的一段言论， 大意是，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允许买卖，最终结果 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仅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土地一旦私有化，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即土地成为商品。土 地交易合法化，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不会出现 太大的问题。当然，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未来，随 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 并的现象。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
简单些说，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维持 继续经营，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土地受让方，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被采纳。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
由此可见，土地的整合原因，是因为效率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 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
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私有化，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 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而是成为富有者 （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因为 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 严重扭曲，从而使贫穷者（也即无权者，通常指小农和庶民）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 住自己的土地。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2）
对于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土地获得者来说，土地的生产效率高与低，并不会 影响到他未来的经营资格，于是主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动因就丧失了。这样的 土地兼并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效应，因此说这是不打折扣的恶性整合。
根据马太效应[注4]，这种恶性整合导致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的局面只会愈演 愈烈，从而导致贫者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萧条。
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建立在公平的环境，而且是严格遵 循社会契约精神，才可以履行相应的责任权利。任何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殊权力， 都会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从而使市场功能失灵。
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显然不具备促成一个健全的市场的客观条件。当时也 没有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凭借此就认定那个时候无人对政治现实有 着清醒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许多朴素的 理论至今仍然不过时，丝毫不比今天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逊色。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在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 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 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 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