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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及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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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引言（1）
引言（2）
引言（3）
引言（4）
引言（5）
引言（6）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1）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2）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3）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4）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5）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6）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7）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8）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1）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2）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3）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4）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5）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6）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1）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2）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3）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4）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5）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6）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7）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8）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9）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10）
内容及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通过对这三位女影星在纳粹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矛盾形象的深人剖析，展现了当时的女明星们如何应对当代女性面临的性别冲突，并就国家社会主义和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纳粹政府试图将明星和电影列人其宣传工具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有趣的阐述。 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莉莲·哈维和莎拉·莱安德，戈培尔“娱乐产业”中的“完美化身”，银幕上璀璨的明星。她们既受制于纳粹政府强硬的宣传控制，又被控于市场自由经济本质的欲望。
作者简介
安特耶·阿舍得，任职于美国乔治亚大学戏剧系，资深电影评论人，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和电影”、“德国电影”和“电影类型”。《希特勒的女明星》是其处女作，引起了德国评论界的广泛反响。
柳迪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博士.现为南昌航空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电影研究与批坪，曾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丁宁，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历史与理论方向博士，现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和明星研究，曾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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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清纯善良如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娇俏甜美如莉莲·哈维，性感迷人如莎拉·莱安德，她们是谁？她们是纳粹电影里最闪亮的明星，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疯狂追逐的偶像、男性渴望的梦中情人，女性争相模仿的形象。同时，她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当人们记住她们的银幕身影时，谁又曾看见任璀璨明星光环下的妥协？她们被塑造成纳粹政权所需要的银幕形象，却逐渐忘却了真实的自已。
明星是她们的身份，而她们，原本只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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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引言
第一章 纳粹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明星身份及女性形象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
第二章　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一个关于自然性与自我牺牲性的神话。“帝国的浮尸”
“自然性”作为明星身份的特征．
天真，腐败，自杀：法西斯美德的女主角——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
第三章　莉莲·哈维：国际明星，德国喜剧，梦幻组合
“世界上最甜美的女孩子”是一位国际明星
喜剧女演员、舞者、甜心：莉莲·哈维扮演着德国“邻家女孩”
第四章　歌剧女主角，母亲，殉道者：莎拉·莱安德的多重面貌
莎拉·莱安德的明星形象：双重生活的画像
牺牲的女英雄？莎拉·菜安德的电影尝试
小调：富于女性激情的男性嗓音
结语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序言
序言
本书表达的一些观点是我一生思考所得。最初接触第三帝国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一个天真无知的普通电视观众，熟悉的也只是由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或莉莲·哈维（Lilian Harvey）主演的音乐片、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导演的好莱坞电影、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主演的音乐片，等等。由于德国配音技术水平的因素，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童年时所喜爱的那些电影杰作在相互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一类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另一类则是纳粹阴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我最初却认为纳粹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这个印象在我开始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时候得到了加强，并且引起了这个领域里很多学者的关注。
我最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电影是因为里面的女性角色，她们迷人的魅力与我以前和国家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纳粹妇女强壮刻板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对性、类型、政治等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且，在我研究的关于美国电影的书中，我经常感受到一种压力。的确，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指出了女性角色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的形象艰难改变的可能性，她们的一些观点我随后也运用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分析中。事实上，当我重新观看第三帝国的电影时，用以前作电影研究的一些方法来解读流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往往可以得到卓有成效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提出的一些方法对我所进行的“纳粹文化中的电影明星”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要感谢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给我的思维启示，它们给了本书极大的帮助。
本书最初是想作为我在纽约大学的论文来提交的，所以，在学校正式的课堂教学中以及与老师、朋友和熟人的谈话中所获得的收益都对本书中一些思想的成形作出了贡献。我要感谢柏林的德国电影资料库和邦德萨切夫博物馆，以及位于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电影博物馆，它们给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本书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本书中出现的所有图片都得到了德国电影资料库的允许。感谢纽约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我的导师罗伯特·斯科拉、科里斯·斯达尔和里查德·艾仑，谢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爱利克·兰特契勒，他给我提供了专业方面的知识和建议，并让我的这份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发行。此外，我还要感谢杰德·杰曼德和琳达·斯古特·萨丝，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阅读了最初的书稿，给我提建议，并为我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书收入了两篇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一篇名叫“纳粹的演员和摩登女郎：莉莲·哈维个案分析”，曾发表在《新德国评论》1998年春季和夏季刊上；另一篇是本书第四章的“莎拉·莱安德的多重面貌”，1999年冬季和春季刊的《电影评论》23卷上曾经发表其节选版。
此外，我还要对我的朋友和同事们说一声感谢，他们给予我长期无私的帮助，不倦地阅读我的书稿，对我的事业充满鼓励和无限的期许，这些都给我增添了无尽的信心，他们是杰夫·米勒、克里斯汀·哈斯、亚里山大·凯勒、露西·波泽娜、嘉·南萨森、宛迪·罗兰德、波拉·马森德、罗艾·格兰德曼和克里斯汀·汤普森。
最后，我想对我的父母－－吉斯娜和艾伯哈德·阿齐德说一声谢谢，他们与我愉快地讨论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激发了我对研究这个课题的兴趣，没有他们充满智慧的鼓励和坚持不懈的支持，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以及我在学业上的追求。
引言（1）
引言
1938年，纳粹女性杂志《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NS Frauenwarte）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在德国大众媒体上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图I
引言（2）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弥合的。让我们看看这两页上的内容，我们很难喜欢右边的图画。实际上，文章的作者假设了一个会排斥右边图画的读者，他的欣赏口味需要调整和引导（“你认为单调吗?我们却认为健康而美丽”）。作者还痛苦地抱怨了德国的电影业和电影作品，认为当代德国电影没有重视刻画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表现没有孩子的夫妻家庭模式上，这正好强调了私人的欲望而忽视了民族繁衍的工程。正如很多学者也注意到的那样，纳粹电影中表现的女性形象充满了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由于受到文化连贯性、经济依赖性和意识形态矛盾方面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经常产生自我矛盾，因此，使得一些相持的紧张领域得到表达的机会，这正好说明了在纳粹意识形态中压制与反压制的道理。在公众人物和流行文本中流通的那些话语曾经责备女性形象和她们的愿望的多样性，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清晰明白地说出了女性气质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持续对抗状态的攻击目标。
想像一下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无数的念头立刻充满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对现代技术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些技术包括对新出现的媒介的充分利用和大量灭绝方式的有效开发。将有纪念意义的场面用管弦乐编曲的方式保存下来或者将电影的图像用做宣传的目的－－这些我们可以在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的新成立的致力于对观众的启蒙与宣传的宣传教育部里找到－－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思路是一致的。德国电影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认为，可以将政治集会美学化为一种“大规模的装饰行动”。1934年，在纽伦堡的政党议会上出现了莱尼·里芬斯塔尔声名狼藉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用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ertolt Brecht）的话来说，影片印象深刻地说明了纳粹是怎样表现“政治话语就是戏剧”。另一个当代的观察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纳粹是想打破美学和真实生活之间的隔阂，然后让大众媒介为此服务。
我们也许会期望，纳粹统治下的电影应该不仅仅只是每周的新闻片和宣传片。基本上，受欢迎的电影文化的关键在于电影给观众提供了娱乐。这并不是说电影逃避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战争电影或所谓的天才电影，表现出的故事情节都是壮丽化的、朝向胜利的男性争斗，并且鼓励观众认同这种法西斯的作品。这类影片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一致的，它们最初是给德国的男性观看，影片充满对男性力量的幻想和对英雄之死的描写。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女性的职责只是限制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在流行的电影中，女性通常都是扮演中心角色。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纳粹电影是以女性明星为主的电影，女性在电影银幕上是胜利了，然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模范的女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却经常受到压制。
引言（3）
尽管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呈现都是在德国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发挥作用，服务目标都只是在这个体系中的有着同样愿望的观众，但妇女在这个范围内经常被描绘为“他者”的形象。法西斯主义的文本，正如我早先引用的那些，都与女性气质、性感、和种族有关系，它们揭露了纳粹文化对于女性形象把握上的难点。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家所理想化的纯洁少女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的保守形象已经不再能吸引和愉悦当代观众了，他们所喜欢的是有好莱坞魅力的大都市尤物型的危险女性形象。
然而，在研究纳粹文化中的女性时，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不同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历史学家企图将女性降低为受害者或者同谋的身份，而不是把她们当做“效忠希特勒的女人”，或者是在集中营听命于纳粹暴行的女士兵，她们的工作范围从一般性事务到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而且，过去的历史学家根据纳粹的观点为普通妇女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导致产生这些历史观点的原因清晰地说明了政治性遮蔽了大众文化中的各种冲突性话语，这些话语更加复杂，政治上更具有野心。这也就是说，甚至与纳粹提供的榜样相对立的女性形象也没有切实性的颠覆力量。相反，通过她们提供的“虚假性的、欺诈的形象”，她们实际上是帮助建立了法西斯的宣传事业。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认为资本主义体制（纳粹德国也是其中之一）经常创造这样一个政权制度：“它可以造就多样性，同时也可以导致一个独裁组织的诞生。”同样的道理，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也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形式与压制性的社会关系的维持状态是相似的。”根据这些概念，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需要接纳它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借以满足并调和大众的幻想。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既不能以一种不变的意识形态方式向大众发号施令，也不能以此来容忍大众的话语。显然，女性角色是包含在这个问题之内的。戈培尔和他的助手允许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因为现存的文化形式与纳粹德国的教条总是相冲突的，所以观众总是坚持表达他们自己的爱好。不应该将国家社会主义电影及其电影明星只认作为“大众文化”，女性（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男性）必须也被看做“广大观众”，她们的消费倾向造就了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遇到的矛盾对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文化形式，它由一系列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关系构成，而不仅仅是从上到下的模式。而在此之前，帕特里克·佩特罗（Patrice Petro）对魏玛时期女性历史的考察说明了魏玛电影是如何向女性观众言说的，又是如何表现女性所关心的问题的。女性在其中被表现为“现代主义的他者形象”，她们被降低为大众文化的符号表征，而缺乏文化产生的重要性。现代主义者的比喻是将大众媒体看成是产生阴性化文化的工具，并将从法西斯德国中产生的大众文化看做是流行的文化，它们包括所有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因此，法西斯文化又被比喻为女性化的（通过将大众文化与女性身份联系起来）和男性化的（根据对男性地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赞美，和它的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特征）。从文化的高压到身体的迫害这个大范围来讲，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好像只是一个微弱的部分。
引言（4）
为了将女性定位于日常生活中，我希望能直接论述女性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受欢迎的电影和相伴而生的女明星的话语中，考察这些女明星表现女性以及与女性交流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用两种极端不同的方式来接近女性：第一，是刻画那些完全遵孩子、厨房、教堂/元首（Kinder，K　che；F　hrer）意识形态的女性；第二，是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人，她们推崇的是消费的生活方式、职业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浪漫爱情的满足（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集体为中心的），所有这些都通过电影和女性明星表达出来。就像佩特罗和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所认为的那样，电影从最初就为女性观众提供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女性大量的文化消费导致了这两方面的文化评论朝着男性至上主义的方向合并。现代人的二元概念认为女性总是文化消费中的低等元素，而男性文化消费总是高等的，这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大众文化中值得质疑的成分都是女性化的成分。其实，这个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女性大量卷入了大众文化消费中，并将女性自身和她们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展现在了最显著的位置上。
这一点反过来说明了女性明星作为显著“路标”的重要地位，因为她们传递给了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并展现了女性的梦想及渴望被认同的愿望。在过去，女性电影评论考察纳粹电影的主要中心是，流行影片中女性的形象是怎么通过角色呈现出来的。这让我得以扩大文本阅读和理论路径的范围，并且可以引入对明星制度和文化研究的考察。我早先提到，典型的乌发电影公司（Universum Film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UFA）就成功地创造了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电影，并成为纳粹电影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女性形象和女性电影明星的传统，才使得女性气质能够在德国纳粹文化的范围内取得自己的显要地位。尽管纳粹文化能够把它的政界人物－－尤其是其中的暴君头领阿道夫·希特勒－－统一在男性明星文化中，但清晰可见的女性形象（并非普通的类型人物），如乌发电影公司的女明星们，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是德国人。
从原则上说，纳粹主义既不喜欢致命的女性也不喜欢脆弱的女性，而且也不赞成现代文化中的新女性。它将“德国母亲”和被除去了色情形象的女性战士和斗士放在了绝对显著的地位。相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媒体有时通过明星来表现他们对女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