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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2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3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3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4
华北局
“拿我作个典型吧”
华北局2
华北局3
华北局4
华北局5
华北局6
华北局7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3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4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5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6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7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8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9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2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3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4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6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7
结束语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2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年7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3
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一位曾和他们有交往并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感到相当震惊。他回忆说:“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落入法网,可谓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更令人赞赏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
当时一些人投书《人民日报》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为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为了深刻总结刘、张案件的教训,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在报纸上作出了检讨。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报纸还加了一段旗帜鲜明、言辞尖锐的按语。在文章中,马国瑞检讨了省委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马国瑞在文章中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章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求实的精神,深刻分析了省政府对刘、张贪污案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因,检讨了省政府和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文章接着写道: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章随后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体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譬如多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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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2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3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3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4
华北局
“拿我作个典型吧”
华北局2
华北局3
华北局4
华北局5
华北局6
华北局7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3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4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5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6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7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8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9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2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3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4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6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7
结束语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2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年7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3
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一位曾和他们有交往并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感到相当震惊。他回忆说:“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落入法网,可谓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更令人赞赏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
当时一些人投书《人民日报》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为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为了深刻总结刘、张案件的教训,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在报纸上作出了检讨。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报纸还加了一段旗帜鲜明、言辞尖锐的按语。在文章中,马国瑞检讨了省委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马国瑞在文章中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章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求实的精神,深刻分析了省政府对刘、张贪污案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因,检讨了省政府和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文章接着写道: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章随后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体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譬如多报预算,

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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