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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岁月》：序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1）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2）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1）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2）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3）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4）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5）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6）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7）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8）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9）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1）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2）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3）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4）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5）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6）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7）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1）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2）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3）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4）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5）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6）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7）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8）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9）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1）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2）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3）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4）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5）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6）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7）
《光辉岁月》：序
收录于此的20篇报道，原刊于《北京日报》“纪事”版面，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奉献的特别制作。
在“易碎”平台上创制较为耐久的产品，是近年来我们的一种努力。2007年推出“纪事”，为其中重要一步。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单纯出于应对传媒变局的自身需要，更多地还是源自报纸、报人作为时代守望者、历史记录者的职业使命感。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历史反过来又构成今天的新闻。从这意义上，媒体拥有天然便利，来提供一种将新闻与历史对勘的机制。当信息纷纭，新闻里呈现的世界因瞬息百变而使人感到迷乱困扰，此时，历史给出的坐标系可以帮助人们沉静下来，界定方位，检视自己由何处出发、已走出多远，并再次确认行进的方向。尤其是处发展变革之世，面对希望与矛盾共生的局面，回望一路艰辛、一路辉煌，有助于人们从中汲取继续披荆斩棘的信心和力量。
归根结底，鉴往是为知今，回顾意在前瞻。
60年壮阔跌宕的历程，当然不可能以区区20篇文章涵盖。我们选取了我们认为重要、同时适于报纸表现的若干节点事件，尽力从截面上还原历史，试图以小见大地反映60年是如何改变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媒体视角，不同于史家治史或亲历者口述，但自有独到价值。至少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为采访、寻找资料和写作付出巨大心血，体现了对历史的一份恭谨的诚意。
简单地说，我们的初衷如此而已。至于实现了多少，需要由读者来评断。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1）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奔向光明》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清华拂晓》
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说：6月的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经济第一役》
龙须沟工程的概算为693.4万斤小米，查阅资料可知，1950年北京市的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也就是说，那一年北京市政府把预算支出的2.25％，用在了这条臭沟的治理上。
——《治沟龙须》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扫除文盲》
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法全民大讨论最终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1.5亿，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前前后后共收到讨论意见118万余条。
——《人大肇基》
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溥仪新生》
崭新的社会，构建着崭新的社会风气。而新社会里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意识，构成了英雄人物生长涌现的丰厚土壤。
——《英雄时代》
毛泽东豪爽地对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只有17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筑路坦赞》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2）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大寨传奇》
一双眼珠完全脱落，布德血流满面。叛乱分子仍不肯罢休，又用烧得滚烫的酥油浇进他的眼眶，布德痛得满地打滚，敌人们将他踢来踢去。“明天剁你一个手指，后天再剁一个，十天剁你十个手指，叫你慢慢死……”
——《农奴翻身》
当记者称呼他“杂交水稻之父”时，袁隆平却说：“我只是个领头人，杂交水稻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共同搞成的。”
当记者像很多人一样赞其伟大时，袁隆平又笑着说：“我又没有尾巴，哪里‘尾大’。不过尾巴大了倒是好事，不会‘翘尾巴’，还是要踏踏实实到田里去。”
——《告别饥馑》
如今，凤阳小岗的“18个红手印”家喻户晓，其实早在小岗人“大包干”前几个月，肥西县山南地区就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半公开的。
——《肥西包产》
谈到宝钢工程的负责人，陈云说：“负责人第一是谷模子（副总理谷牧），第二是韩模子（国家建委主任韩光），还有冶金部的叶模子（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的陈模子（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
“模子”是上海方言，意指“汉子”。因为在上海口音中和“麻子”发音一样，引得现场一片笑声。陈云也笑，但笑过后严肃地说：“不是开玩笑，干不好，要斩马谡！”
——《宝山锻钢》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种种境遇，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
——《沪市开锣》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1）
奔向光明
本报记者赵耕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过血的代价。
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1948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身为国民党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2）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3）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