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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A的创立（1）
UFA的创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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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作品中，克拉考尔通过分析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21年]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此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克拉考尔在书中开辟了探查电影美学、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和当时的社会及政治现实之间关联的新领域，并提出一项惊人的（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的）主张：作为通俗艺术的影片为人们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影片中，他追踪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和叙事母题（motif），他认为这些母题暴露了德国人对混乱（chaos）的恐惧和对秩序（order）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威权统治。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克拉考尔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18年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以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影片中，他追踪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和叙事母题，认为这些母题暴露了德国人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威权统治。克拉考尔在书中开辟了探查电影美学、一个民族（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普遍心理状况以及同时期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关联的新领域，并提出一项惊人的（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的）主张：作为通俗艺术的电影为人们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著名批评家、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生于德国，早年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和时事评论员，因持续撰文对纳粹进行批评，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特聘研究员，随后又在多个研究所从事社会学研究。他的写作涉及小说、文论、社会调查、电影理论和哲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雇员们》、《大众装饰》、《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电影的理论》（中译本译为《电影的本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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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克拉考尔
前言
引言
一 早期（1895—1918）
1.和平与战争
2.先兆
3.UFA的创立
二 战后时期（1918—1924）
4.自由的冲击
5.卡里加利
6.暴君的队列
7.宿命
8.无声的混乱
9.性命攸关的两难
10.从反叛到屈服
三 稳定时期（1924—1929）
11.衰落
12.冰冻的地面
13.妓女和少年
14.新写实主义
15.蒙太奇
16.简短的起床号
四 前希特勒时期（1930—1933）
17.歌曲和幻觉
18.凶手在我们中间
19.胆怯的异端
20.为了更好的世界
21.民族史诗
增补 宣传和纳粹战争片
作者的话
1.纳粹的考虑和措施
2.电影手法
3.万十字的世界
4.银幕剧作法
5.与现实的冲突
结构分析
附录 影评（1924—1939）
德文版编者后记
参考文献
补充参考文献
2004年英文版导读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片名索引
重读克拉考尔（1）
重读克拉考尔
一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的百年诞辰带动了一场学术活动热潮。位于马尔巴赫（Marbach）的德语文献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在1971年克拉考尔的妻子死后继受了克拉考尔的文稿，并于1989年组织大型展览回顾克拉考尔的生平与思想轨迹，向公众展示了大量资料，包括手稿原件、书信和笔记。美国学者托马斯•Y.列文（Thomas Y. Levin）制作了一份称得上最完整的克拉考尔作品目录。另有一份资料详尽的传记发表。克拉考尔于1921年至1933年间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撰写的专栏文章也获补阙，包括许多发表于该报“城市”版的影评（经缩微拍摄的补遗仅是其中的部分，难以接受全面查阅），其他作品或未出版或已绝版。专栏文章还被收入了《作品集》（Schriften，1990）第五卷和另外两本选集，尽管如此，至今仍无其影评的完整版本。1989年，一场雄心勃勃的讨论会刺激了对克拉考尔的重新研究与思考。
在德国以外也有重大进展。在美国，《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1991年献上了一期克拉考尔特刊，达哥玛•巴诺夫（Dagmar Barnouw）于1994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在意大利，曾经出版多个克拉考尔作品译本的出版家马里蒂（Marietti）于1989年在热那亚举办了关于克拉考尔的研讨会，随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在法国，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有专论问世，该书对克拉考尔与跨阿尔卑斯世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随后还有新的以德文写作的专著、论文集及更多进行全面评价的作品面世。选集《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托马斯•Y列文撰写导言）和《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被译介到美国，新版《电影的理论》（Theory of Film，中译本译为《电影的本性》）由米利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撰写导言。
对克拉考尔作品的再度关注使《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From Caligari to Hitler：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1947）一书的遭遇愈发令人不解。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是多年来与克拉考尔的名字联系最为紧密的作品，然而它在过去这段时间受到的评论关注和重释却最少。在前述诸出版物、译本和评论作品中，有的作品以深度或方法新颖著称，其中却没有针对本书的任何专门分析。暗含的理由往往是，本书已经为人熟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有理论”流露出某种不安和尴尬的态度，本书似乎被认定论述不足且立论薄弱，这意思是说克拉考尔真正的独创性和重要价值当于其他作品中寻找。有学者曾公开表达保留意见。例如，巴诺夫称《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最广为人知但总体最不让人满意的作品……发表了若干深具影响力并足以迷惑史家的谬见”。
重读克拉考尔（2）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在德国的遭遇。本书在以英文出版之后很久才于1958年在德国面世，而且是一个经过删节和修改的版本，该版本极力弱化甚至阉改原作的方法，被认为明显反映出某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害偏见。尽管在当时受到严厉批判，本书日后却成为以《电影批评》（Filmkritik）杂志为中心的深具影响力的批评学派的检验标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新电影最终胜利），这一联系被切断，克拉考尔的“方法”正式被弃用。恩诺•帕塔拉斯（Enno Patalas）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写道：“在我们年轻时，没有任何其他作品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我们所有人……如今，批评家再也无法单单根据社会学把握这些重要影片的内涵……对以美学方法进行电影评论的要求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弗里达•格拉夫（Frieda Grafe）的批评更严厉，他宣布，对于认为对现实的临摹“非但不是法宝反而是必得跨越的障碍”的电影业而言，作者的现实主义观念完全无效。20世纪70年代克拉考尔作品全集第一部分的面世，本书1979年未删节的新译本，以及该译本编者卡斯滕•维特（Karsten Witte）的热情专注，则在新的背景下回应了讨论。尽管对克拉考尔尚存疑虑，但在《电影批评》的文章中甚至也出现了“回归克拉考尔”的论调。不过，《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在今天所获得的回响主要还是在学术界。
意大利的情况亦值得一提，在那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本书于1954年首次被译为意大利文，1977年版发行后已经绝版多年。在法国，本书的方法论被间接或直接地吸收到与电影和历史相关的研究领域，特拉维索的专著对克拉考尔的作品被遗忘表示痛惜。批评家们的确注意到了克拉考尔的方法论与马克•费罗（Marc Ferro）观点之间的相似之处，后者认为电影是记录“表情动作、物件与社会行为方式”的场所。尽管皮埃尔•索林（Pierre Sorin）对本书的方法多有批评，却仍将其视为一本基础性的参考读物。然而，法国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集却没有收录任何一篇有关克拉考尔德国电影研究的文章。《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应该被重读。
二
1937年5月3日，（已经身在美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写信给克拉考尔（自1933年3月流居巴黎），告知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拥有“电影工业有史以来几乎完整的默片收藏……德国出品影片几乎完整的收藏”。他补充说，博物馆正在考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德国的社会发展与电影业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他又说明自己已经举荐克拉考尔承担该项工作。此即催生《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火花。
重读克拉考尔（3）
1939年6月，纽约电影资料馆（New York Film Library）馆长约翰•E. 阿伯特（John E. Abbot）批准了克拉考尔提交给他的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一份概略的“电影著作思想提纲”［Ideenskizze zu meinem Buch über den Film］），并向克拉考尔提供电影资料馆“特别研究助理”一职写作本书。随着战争爆发，克拉考尔的生活遭受一连串悲剧事件的打击。从1940年8月直至9月底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自杀的前不久，克拉考尔和他是在一起的，克拉考尔也曾考虑步友人的后尘。1941年4月，他终于抵达美国，并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资助，随后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主管艾里斯•巴里（Iris Barry）的“特别助理”，该职位同样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克拉考尔埋首系统研究影片和关于魏玛时期电影的著作（发现尽是谬误）以及“战后德国的社会、政治与艺术状况”。这项事业令研究者负荷沉重。（有亲见者回想起他总在图书馆被书本包围着，或是窝在放映室中。）他还忙着收集已经移居美国的德国影人的见证词，弗里茨•朗（Fritz Lang）、威廉•狄特尔（William Dieterle）、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汉斯•雅诺维支（Hans Janowitz）、亨瑞克•加林（Henrik Galeen）及欧根•舒夫坦（Eugen Schüfftan）都在其列。
工作进展缓慢。首个一年期资助被延至1943年，之后换由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每年提供资助直至1945年。该项目于1946年春完成。他最初打算将本书命名为“德国电影与德国思维”（The German Film and the German Mind），同年初最终确定书名。本书于1947年由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最早向克拉考尔推荐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卡里加利”一章先期出现在第14卷（1947年3—4月）第2期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尽管遭遇相当阻碍，该书仍然得以完成。虽然克拉考尔可以使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资料，却无法再次观看某些在他担任《法兰克福报》影评人（1921年开始）期间看过的影片。
他的笔记为他的观影及工作习惯提供了相当准确的记录。这些笔记部分可能在放映期间速记，内容涉及布景、摄影机角度、穿插字幕和色彩。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卡里加利》以及维克多•埃格林［Viktor Eggeling］、汉斯•里希特和瓦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的影片），这些笔记也包括重构个别画面（或帮助他回忆抽象图形）的草图。这是一份重要资料，它不容置疑地反驳了一个经常被援引的观点，即认为他的作品主要基于对影片情节的分析。
克拉考尔若无可能再次观看某部影片，他都会清楚说明自己的资料来源为间接获得，绝不会牵连其方法的正确性。此种情形不时会由其表述判断的方式加以反映，譬如，他的分析的确没有超越某一高度，或者要加入可充实其论据的重要影片。
重读克拉考尔（4）
作为批评家的背景对学者克拉考尔助益颇多。在为概述迄时完成的工作而写的一份“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中，他解释了项目无法在1944年的最后期限完成的原因，在报告中他少有地提及自己20年代和30年代的评论文章。他表示，他的书“将会涉及我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我现在的观点……同代人的即时反应支持历史学家的间接说明”。
克拉考尔同时也经受着分离感和超然态度的煎熬。他把自己当做“正在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他同时处理的切片是现已彻底死亡的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这同样是他放弃德语并决心以英语来完成后来全部作品的原因。这要求他付出格外艰辛的努力：“一丁点儿进步于我都意义非凡。”因此，尽管不是直接，却正是作者本人强调了其早年的评论文章和这本作为新视角观察之结果的著作间的差距：“我吃惊地了解到自己正在事物的内部进行观察，过去则是从外部……若是碰巧发现当时的观点同现在的理解一致，我会觉得欣慰。”
所以，是克拉考尔首先指出了自己观点的前后不一。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对象”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因此在其过去和现在的观影方式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差异都无可非议、毋庸置疑。他只引用过20年代的两篇文章——《今天的电影及其观众》（“Der heutige Film und sein Publikum”，1928），用以进一步说明其对瓦尔特•鲁特曼的影片《柏林》（“一个无关内容的形式构想”）的保留意见；以及《〈旺贝坑〉遭禁!》（“Kuhle Wampe verboten!”，1932），此评论在他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并导致两人绝交，直至50年代末（时值《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文版出版）关系才得以修复。
将克拉考尔为《法兰克福报》所写的文章与《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进行分析和比较，可发现两者的联系以及两套体系各自的独立性。他对批评参数的重新确认及界定在一个坚实连贯的框架内进行。尽管如此，作为评论家的他常会注意（和评论）那些身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忽略的方面。对社会心理学视角的选择与循此路线定明类别及倾向的需要导致了其分析中的简化或者说“偏见”，他的分析往往忽略个别影片的一些重要面貌——而且不仅是美学层面上的。
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判断绝少能够支持他富有创见的评论（或可缓和争辩的语气）。不过，在某些情形下，他则会全盘改变甚而推翻自己的判断。这种非连续性最显著及最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