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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人在胡同第几槐
（2）野 薄 荷
(3)新 手 茧
如同理财那样理慧
（1）深海不弃涓流
（2）动物园里观植物
（3）心 财 至 贵
（4）从抖腿到凝神
（5）找 不 同
（1）谢幕与终曲
(2)二 勇
（3）备好麻秸待踩岁
（4）舞 龙 尾
（5）玉带林中挂
（6）喜 喉 咙
（1）大头娃娃舞
（2）茶搭子·热水瓶·饮水机
（3）刺青农民工
（4）两代荣国公
（5）慎 用 干 冰
（6）内 胆 存 情
自序
那天在街头散步，忽然被一位路人认出，他热情地招呼我：“刘心武吧？你住在附近？”
我告诉他：“是暂时住到这边儿。”看他满脸欢喜的表情，我说：“我也很高兴遇上你。对我的讲座有什么意见，尽管给我提出来！”
“讲座？”那瘦高的中年男子笑了：“啊，你以为我是你那揭秘《红楼梦》讲座的粉丝吧？我倒确实是从《百家讲坛》节目里熟悉你模样的，不过，说老实话，你的讲座我看得不多，要说是你的粉丝，那并不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是你随笔的粉丝！你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的《温榆斋随笔》，我篇篇都看，看完还剪贴起来……”
啊！我的随笔也有粉丝啊！
“你的随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重样儿，有嚼头儿，行文措词挺讲究，读起来跟啃甘蔗似的，从梢往下，越来越甜，看完一遍，隔段儿时间再读，还能出新的心得……”
我当然应该谦虚。把这位读友的这些话记录在这里，说实在的我有心理障碍，一定会有人认为我是借此吹擂自己。但这是那天发生的真实情况，他确实如此这般地肯定了我的文字耕耘。我说过很多次“期盼批评指正”，那也不是虚伪矫情，但我此刻要在这里真情表白：我同样需要支持鼓励。如果你读了我的文章确实觉得不错，我希望你能跟这位读友一样——快把好话说出口！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每年写出、发表大量随笔。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辟《温榆斋随笔》专栏，已有十多年之久，而二○○八年在在这个专栏里发的文章最多，基本上达到了每周一篇。当然，在别的报刊上，我也还有文章发表。到二○○九年春节在鞭炮声中一算，二○○八年全年的散文随笔文章共七十篇，超过了十万字。于是，决定编成这样一个集子，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新的心灵轨迹，也为上面提到的那样的粉丝——也许像他那样的喜欢我散文随笔的人士并不多，甚至只有他那么一个。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献上一束采自心田的鲜花。
小说当然是很好的文学形式，人们重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理所应当。但是，就我们民族自身而言，从文学史的长河考察，就不难发现，诗歌与散文，实际是比小说更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散文这个名称，在上世纪白话文学之前，似乎还不流行。那以前和那以后，出现过许多概念上有所重叠的文学样式的称谓：笔记，小品，札记（记），游记，随笔，杂文……而我以为，随笔这个称谓，概括性最强，我们应该不薄小说爱随笔，才是创作与阅读的正理。
我把城里书房，称做“绿叶居”，取“我爱每一片绿叶”之意。郊区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近，就称“温榆斋”。北京的树，城里，我最爱的是槐树，城外呢，则见榆树就心生欢喜。二○○八年我写出的第一篇散文，是《人在胡同第几槐》，也就用这个题目，做这个集子的书名。
我说过，我近年的写作，是种“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我作为随笔发表的文章里，有的实际上很接近“小小说”（《北京晚报》一创刊，《五色土》副刊就设有“一分钟小说”专栏，而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一九五九年，就在《五色土》上发表了“一分钟小说”，一九八○年《北京晚报》复刊第一期上的《五色土》的“一分钟小说”，刊发的也是我的作品：《新豆汁儿记》）。我一直主张好的散文、随笔，应该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在很短的篇幅里，能够起承转合，以跌宕甚至悬念抓住读者。我种的第二棵树，就是“随笔树”，正宗的随笔与正宗的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应该避免虚构，并且将一种感悟呈现出来。第三棵树呢，则是建筑评论，我有的随笔，就属于建筑评论性质，可以叫作“建筑随笔”。第四棵树就是《红楼梦》研究，除了在《百家讲坛》上开讲并将讲稿整理成书，我也以随笔形式呈现自己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人在胡同第几槐》这个书名，我觉得足以概括出我这些文章的内涵与韵味。我的随笔里是有“人”的（绝不是光有“理”），而我定居北京已逾五十八年，“胡同”，既是我生命依恋的空间，也是我心灵悸动的源泉。“槐”，则是平民化文字的象征。我这些文字，就是写给像街上遇到我的那样的普通人读的。我觉得，编印出这本书，实际上也就是我站在槐树或榆树的阴凉儿下，等候知音。
集子里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列。我觉得这样“花插”着比刻板地“撮堆儿”更自然也更亲切。
已经奔七十去了，作为一个“老小孩”，虽然仍喜欢听表扬，到头来，我还是要说一声：不吝赐教。毕竟，活到老，要学到老，读者是作者永远的老师，该表扬表扬，该批评批评，写作者才能“天天向上”。
二○○九年二月十六日 绿叶居中
（1）人在胡同第几槐
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来北京之前，父母就一再地说，北京可是座古城。果然古，别的不说，我们那个大院的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树皮上不但有老爷爷脸上那样的皱褶，更鼓起若干大肚脐眼般的瘤节，我们院里四个小孩站成大字，才能将它合抱。巨槐春天着叶晚，不过一旦叶茂如伞，那就会网住好大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好香好香的气息，然后，就会从那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秫秸制成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父母告诉我，院里那株古槐，应该是元朝时候就有了。元朝是多少年前呀？那时不查历史课本和《新华字典》后头的附录，就不敢开口。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古槐在我眼里，似乎反而矮了一些、细了一轮，不用四个伙伴合围，两个半人就能将它抱住——原来是自己和同龄人的生命，从生理发育上说，高了、粗了、大了。于是头一次有了模模糊糊的哲思：在宇宙中，做树好呢，还是做人好呢？树可以那样地长寿，默默地待在一个地方，如果把那当作幸福，似乎不如做人好，人寿虽短，却是地行仙，可以在一生里游历许多的地方，而且，人可以讲话，还可以唱歌……
果然我后来虽然一直定居北京，祖国的三山五岳也去过一些，海外的美景奇观也看到一些，开口说出了一些想出的话，哼出了一些出自心底的歌，比那巨大的古槐，生命似乎多彩多姿。但搬出那四合院子，依然会在梦里来到那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我的小学同学，有的就每天早上先去大机关后门锅炉房泄出的煤灰里，用一个自制的铁丝扒子扒煤核，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就举着带铁钩的竹竿去采槐豆。而每到星期天，则会把煤粉合成煤泥，把槐豆铺开晾晒——煤泥切成一块块干燥后自家烧火取暖用，槐豆晾干后则去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院子里的槐树，可称院槐。其实更可爱的是胡同路边的槐树，可称路槐。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槐树也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虽是外来，但与西红柿、胡萝卜、洋葱头……一样，早已是我们古人生活中的常客，谁会觉得胡琴是一种外国乐器、西服不是中国人穿的呢？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还有龙爪槐，多半种在四合院前院的垂花门两边，有时也会种在临街的大门旁边。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现在简称东四，一些年轻人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宁愿永远不惮烦地写出这个地方的全名）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骄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正在沉沦……城市是居住活动其中的生灵的欲望的产物，尽管每个生灵以及每个活体群落的欲望并不一致甚至有所抵牾，但其混合欲望的最大公约数，在决定着城市的改变，这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无论如何，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幼稚、卤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坚决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尽量多划分出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这个前提下，我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具体的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2）野 薄 荷
佛寺旁院，是旅店最幽静的部分。团体包房，喜欢在寺外阳坡的新楼里；一般散客，也多嫌古老僧舍改造的客房有潮气。我却觉得那古院巨松、瓦房游廊别具魅力，选择了其中一间东厢房，住进去整理书稿。除了周末，那院里住客寥落，有时候就只有我一位。
院里不仅有三株冲天油松，正房前的两棵西府海棠枝叶垂地，令人联想到古代的青庐——初秋当然无花可赏，但点缀着玉黄色小果的茂密绿叶，风姿不让春葩。南墙两侧则是几丛翠竹。南墙外还有个套院，小小石桥跨过小小眼镜湖，湖里睡莲开紫花，有小小的锦鲤在绿波下摆尾游弋。湖边有多种树木，最显眼的是高高的柿树，结出的高庄柿子太多，啪嗒，会眼见着金黄的柿子落地，我认为是树枝不耐负重故意抖落。
摆弄电脑里文稿累了，到院里散步，是最惬意的时光。翘起大尾巴的黑松鼠像表演杂技，瞬间就从油松枝上游梭到竹丛又跃向另一株油松高处，速度赛过刘翔。总有野鸽子咕咕叫，觉得就在身边，但寻觅其身影洵非易事，倒是黑白花和灰蓝色的喜鹊极其大方，时时在身边低飞，还喳喳不停，仿佛在讥笑我是“抠门儿大仙”，居然不给他们准备零食，我也曾抛撒些面包屑，它们根本不感兴趣，可我又哪里能给他们找到比院里自然存在的虫子更香的东西呢？
住到第三天，一大觉醒来，忽然窗外人声刺耳——说不上是喧哗，实在令人怪讶。且不洗漱，出门观望，大惑不解——七、八个师傅在蹲着铲地皮。那院子铺敷了十字形带花边的石砌通道，通道切割出的有树木竹丛的地面，原来生长着自然地衣，大体是蛇莓和野薄荷，望去如茵，嗅有淡香，铲掉它们作甚？干活的师傅们外地口音，边干活边聊他们的家常，领工的是本地人，沏瓶热茶坐在石桌边的石绣墩上，耐心地跟我解释，说是旅店新的规划，树下绿地一律要改成统一的冬不枯草皮。
地表绿化也非要公式化吗？那新楼外面的绿地铺冬不枯草皮，与不锈纲的抽象派雕塑倒是般配，这幽僻古院，就任蛇莓野薄荷春绿冬枯有何不可呢？我正喟叹间，师傅们铲下的植物已经堆成一垛，而运进来的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的草皮，也一卷卷地堆成了垛，他们是流水作业，这边铲那边铺，里外院的绿地改造，一天就完工了。
我从未及运走当做垃圾扔掉的杂草里，挑出了几茎还颇完好的野薄荷，布满细绒毛的多齿叶片，还有茎端那爆裂为无数鳞片的淡蓝泛粉的小小柱形花，仿佛都在微微喘息。我从卫生间取出一只本来为住客漱口准备的玻璃杯，插上那野薄荷，搁在了电脑边。
又过了两天，敲着电脑，一瞥之中，忽然奇怪，那野薄荷怎么竟不枯萎呢？细观察，发现眼前的、已经不是那天拾来的——恍然大悟，敢情是收拾客房的服务员代为插入的！
旅店客房大体实行背靠背服务，一般都是我出院去新楼餐厅吃饭时，回来屋子就清理好了。那天我故意回来得早些，于是遇上了服务员。其实初入住也见过，交谈过几句，知道这小院是两个人轮值，白天是女服务员，晚上是男服务员。我问还没清理完房间的女服务员：“野薄荷是您每天为我换的吗？”她点头。又问：“院里的都铲掉了呀，您从那儿采来的呢？”她答：“外院墙角太湖石边还有不少，他们网开一面。”我跟她道谢，这才看清她的面貌，眼睛细长，牙齿不齐，难称美丽，但嘴角的微笑很真诚。我跟她说：“我是不赞成铲掉自然地衣的。何必全弄成一个样子呢？”她就说：“是呀。有差别才有意思啊！”顺便指指给我换上的两只外表一样的热水瓶：“这只到明天早上还热，那只到晚上就温了，它们性格不同，您要热要温，可以区别对待。”不多的话语，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她每天为我电脑旁的玻璃杯里换野薄荷——这应该算一项额外的服务，我觉得她似乎知道我是谁，但她绝不问我什么，我呢，心里泛起许多揣测：她也许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却偏选择了这样一个工作，甚或是为了忘却什么重塑什么，但我也坚持绝不向她打探。
预定住一个月，到二十天的时候因故撤离，退房前我去她所在的那间悬挂着“服务台”牌子的屋里，想跟她一总地道个谢，她不在，我却惊讶地发现，柜台上扣放着一本显然是她抽空就读几页的书——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有股野薄荷的气息，刷新着我的思维。
(3)新 手 茧
说起当年下乡劳动拔麦子，有的年轻人不信：就算没有使用农业机械，至少该拿镰刀割啊，怎么能徒手拔呢？当年我参加下乡抢收，就是连镰刀也不发，大家伙一起用手拔。拔麦子比用镰刀割更讲究技巧，不会拔的弄得手掌流血腿脚踉跄，事倍功半。会拔的嗖嗖嗖一路突进，连根拔起带甩土捆扎麻利脆。但不管笨也罢灵也罢，麦收归城，手掌指根下都会磨出茧花花。那时候体力劳动绝对高尚于脑力劳动，手上无茧丢人现眼。
三十年不再参加重体力劳动，家务劳动也大都电气化了，指根下老茧渐渐退尽。但二十年前，我右手中指左侧，出现一个豌豆般的茧子，那是所谓笔耕的产物。也曾举起那带豌豆茧的指头细观过，自我表扬，也自我揶揄——“当不了特务啊！”此话怎讲？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苏联引进来一个文学品种——“反特小说”，自己年轻，好生喜欢！先是大量看翻译过来的，后来我们国家自己也出那样的小说，记得有部小说里，写一个女特务混到干部家里当保姆，自称文盲，开始很得信任，但后来就被侦察员识破，因为发现她右手中指左侧有个圆茧子！现在想来，那算得多么高明的推理？当年却为作者设置的这一细节大为叹服。手指上部的圆茧子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标志，这标志从未必光彩，转化为引为自豪的一种象征。“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让如今年轻人听起来跟绕口令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却着实让我这样的“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这又是一个“典故”，不解释也罢——激动得眼睛潮湿。时过境迁，不要说年轻一代往往难以理解三十来年前的某些事态，就是我自己，作为过来人，想起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也会发愣——那时候就是“清颂”，绝无音乐伴奏，更不可能穿插歌星演唱加上伴舞，哎哎，如聆仙曲啊！记得一个诗句被朗诵者动情地锐声喊出，哗，全场沸腾，听的人是真正地热血澎湃啊，我也不例外，巴掌都拍痛了！年轻人会问，那是一句什么诗啊？告诉你吧，是这样的一句——“政策，必须落实！”——信不信由你，真是这么一句。这诗句也成老茧，消退得了无痕迹。
十五年前我也“换笔”，就是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