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德文版前言
德文版出版说明
中文版的出版说明
译者序言
序 言（1）
序 言（2）
序 言（3）
序 言（4）
序 言（5）
序 言（6）
孔子（1）
孔子（2）
孔子（3）
孔子（4）
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1）
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2）
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3）
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4）
道家神秘主义［老子，庄子，列子］（5）
墨子（1）
墨子（2）
中国思被欧洲认识
中国思想被欧洲认识
中国思想同印度及欧洲思想的比较
德文版前言
德文版前言
所有文本的抄本、由编者加入的置于中括号内的文字、注释、引文的补充以及关于所有文献的说明文字均出自约翰•苏尔谢之手。1989年起，斯特拉斯堡新教神学院教授坎普夫博士也参予了此项工作。自此，文本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由两个人共同来协商，最终的选择都是两个人共同做出的，比如从档案中整理选择出版的1937年稿的第二部分。就像坎普夫一直以来喜欢戏谑地称呼自己的那样，作为一名“第十一个小时的工人”， 在历经共同的修改后他把文本导入磁盘，整理成熟。序言中的部分章节，由于时间的原因而必须做出修改的地方，他也参与了修订。最后的索引也出自他之手。在最终的编辑工作中，我们还要感谢乌尔里希•卢兹教授博士先生给我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在史怀哲遗稿的准备和编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下列机构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编者也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史怀哲国家基金会；岚巴瑞阿尔伯特•史怀哲医院的史怀哲救助协会；伯尔尼大学新教神学院；温特图尔海格纳基金会；史怀哲神职人员联合会（ASP）；A.毕提柯夫-贝尔恩哈特，瑞士曹根里特；斯特拉斯堡新教神学院校友和毕业生联谊会；V.拜尔，斯特拉斯堡。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曾任君斯巴赫档案管理员的阿里•希尔瓦（已故）和托尼•V.里尔两位女士一直以来的帮助，还有古斯塔夫•渥依特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以及珍贵的抄本。对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捐助者，我们要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一笔非常慷慨的资金。
韦因堡（法国） 贝尔纳特•坎普
塞夫蒂根（瑞士） 约翰•苏尔谢
1999年1月
德文版出版说明
德文版出版说明
遵从几乎一切遗稿出版的原则：所有由编者添加的文字都放入了中括号[ ]中；而圆形的小括号（）则是原文。空缺的文字用中括号内添加省略号的方式表示：[……]
关于注释：如果没有加中括号的，则说明这些是史怀哲本人在原文中加进去的注释，不过都是后期添加的（原文中同期的脚注数量则非常少）。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手稿页边文字的问题。这些文字都被我们编入了注释当中，并加以“[页边注]”的字样。这些文字有的是相关某个概念，句子，或者涉及多页的某个段落的初稿，我们将之挑选出来，并且认为它作为内容、语法或者表达上的一种可能性是有作为页边注予以保留的价值的。另外的一些页边注仅仅是一些备忘录式的文字，或者记录了当时的岚巴瑞的情况：天气、日期以及当时发生的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这些文字，我们考虑到它们共同构成了史怀哲撰写此书时的整体氛围，因此也加以了保留。
关于中国人名字的书写问题，史怀哲在自己的《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一书中就表示过：“对于中国人名的翻译方法，以及‘子’这个头衔，在欧洲学者当中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它有时被写成Tse，有时被写成Dsü，甚至还有Dsi的写法。1910年时，德国译者们都采用了威廉-莱莘式写法。
“最重要的一些名字：孟子，拉丁化写作Mencius，威廉-莱莘式写法为Mong?Dsi；庄子，威廉-莱莘式写法为Dschuang Dsi；列子，拉丁化写作Licius，威廉-莱莘式写法为Li? Dsi；杨子或杨朱，威廉-莱莘式写法为Yang Dschu；墨子，拉丁化写作Micius，威廉-莱莘式写法为Mo Di；惠子，威廉-莱莘式写法为Hui Dsi。”
我们以史怀哲在1939年手稿中的书写方法为准，并且依据它对1937年手稿进行了修改。在1939/1940年的手稿中，史怀哲用小短横将tse和名字分开，如：Kung?tse，Lao?tse；庄子和杨朱则分别写作Tschuang?tse和Yang Tschu。给出引文出处时，我们使用了所引著作的书名。
根据渥依特抄本的修改，文中的一些人名的书写也做了校正。
原文中印度以及中国人名从属格时加上的标记（’）也做了保留。
中文版的出版说明
中文版的出版说明
关于文本中括号的使用：
如同德文版出版说明中已经说明的那样，正文内容如不加说明则为史怀哲撰写的内容，书中有小括号的地方是原著者所加。中括号内的文字则是德文版编者为保持文本的完整和通顺，根据上下文添加的。
在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对于一些专有名词和重要核心概念，译者都在中文译名的后面使用小括号保留了外语的书写，以便于读者查对。如：岚巴瑞（Lambarene）。此外，原文中有需要解释说明，或者与事实情况有出入的，译者也在后面加了小括号，并附上了解释说明。所有这些译者添加的文字均注明了“译注”。
关于页码和注释：
由于翻译后，中文版和德文版的页码无法完全一致，而书中又有很多内容涉及原书页码的引用和说明，特别是书后的索引部分。因此，我们在中文版中以在页边插入数字的方法保留了德文原版的页码，方便读者查对。如无特别说明的，凡涉及原文出处的页码均指德文原版页码。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对于德文版中一个章节通排注释的排版方式也予以了保留。
关于中国古代的人名、地名和书名：
在史怀哲时代，涉及中国的专有名词在拼写方法上很不统一，各种书写方法并行。通读原文，不难看出，史怀哲是很注意书写的规范，以及还原中国古代思想家名字的本来面目的。但是，尽管如此，原文中还是有极个别的人名书写的谬误以及在翻译中无法考证的地方，这些译者都以译注的形式存疑。
另外，原文中史怀哲在提及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时，同当时很多西方人一样，采用了音译与义译结合的方法。比如《诗经》，他就用拉丁化的拼音Shi-king，后面再在括号里面加上解释“诗歌之书”。这一习惯，我们在中文版中也予以了保留，详见书后的参考文献。
关于引文：
关于中国经典文献的引文及其出处，原文当然是采用了翻译本，其章节出处也来自于译本上的罗马数字。为了不扩大译本的篇幅，译本没有对这种简化标记的形式加以转换。读者可以根据数字标记自行查阅原文，例如：“《庄子》VI6”就是指引文出自《庄子》中第六章《大宗师》中的第六小节。
关于一些错误之处：
诚如史怀哲自己所说，他撰写此书是在远离一切图书馆的情况下完成的，再由于史氏本人不懂中文，只能参考大量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文献资料，因此，他在一些专有名词上也犯了错误，对于一些概念也产生了误读。最后就是关于一些年代和事件，也有与我国通说不尽相同的地方，这有可能是史氏本人的错误，也有可能是他沿用了当时某个错误的版本，对于这些问题，德文版编者并没有做考证，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我们做了相应调整。
译者序言
译者序言
刚刚接到出版社翻译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的委托时，起先很是惊讶。因为提起阿尔伯特•史怀哲这个名字，恐怕人们很难会和中国思想史联系在一起。谈及史怀哲，人们首先会想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他放弃欧洲优越的生活远赴非洲的岚巴瑞（Lambarene，今加蓬共和国境内）建立史怀哲医院，救死扶伤的事迹；接着人们会想起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他对巴赫的理解以及他出色的风琴演奏技法。同时，史怀哲还是一位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受其影响，早在25岁那年就获得了神学和哲学的博士学位。史怀哲一生中有关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颇丰，特别是他提出的对生命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Leben）的概念至今在哲学以及伦理学领域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怀哲的这本《中国思想史》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和他其他的著作相比都算得上是默默无闻了。其主要原因在我看来大致有三点：首先，本书在史怀哲生前未能出版，甚至他在生前仍然未能将此书彻底地完成；其次，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德国的汉学界，史怀哲的这份手稿得到了不无争议的评价①；最后，人们对于史氏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医生、音乐家和哲学家，其他方面的光芒令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他还曾经认真而系统地阅读过中国古代思想方面的著作，并对其有过专门的著述。
惊讶之余便是担心，担心自己无力胜任此书的翻译。然而在哲学系方向红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迎接了这次挑战。《中国思想史》的德文版在贝尔纳特•坎普夫和约翰•苏尔谢两位编者的努力下，于1999年在德国出版。至今，时隔十年，这本论述中国思想的书也终被译成中文，与中国的读者见面。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史怀哲的手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天已经有了七十多年；此外，两位编者是在未能出版的遗存手稿基础上将此书整理出版的，因此，本书在完整性、全面性和时效性上都打了一定的折扣。那么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将如何去阅读此书呢？
本书除了德文版序言和后记外共分为《印度和中国思想史》（1939/1940年稿）、《中国思想史》（1937年稿）和《附录》三个部分。其中以1939/1940年稿的《印度和中国思想史》这一章节内容最为完整，体系最为全面。它以非常小的篇幅介绍了印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然后用绝大部分的篇幅介绍了从先秦到晚清中国思想的一个发展历程。当然，史怀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并且对儒家、道家（道教）以及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些独具匠心的探讨。1937年稿形成较早，从内容和体系上看均不及1939/1940年稿来得完整全面，这也是德文版编者将之放在第二部分的原因。1937年稿与1939/1940年稿是同一部著作在不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版本，因此，它们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同时1937年稿又有自己很有特色的章节。《附录》部分则是史怀哲的草稿，很多地方还只是一些写作计划和比较零散的篇章。两位德国编者无法将其归入前面正文的部分，但为了让专门的研究者和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史怀哲著作的全貌，他们仍然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予以了保留。译者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以第一部分（1939/1940年稿）作为蓝本，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的脉络；在把握了全书的总体构架之后，再就某个专题从第二部分（1937年稿）以及《附录》中寻找相关章节进行对比阅读。
“史怀哲一直致力于按照对生命的敬畏的伦理观来归纳人类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是其宏大 的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句话在译者看来，既点明了史氏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动机，又揭示出这部思想史中包含的伦理观点的思想主线。无论对于本书中略微提及的印度思想，还是对于中国思想，史怀哲都根据生命和世界观将之分成肯定观和否定观两大潮流，然后根据这两大潮流的发展以及相互的作用来分析和阐述思想史的发展。同时，敬畏生命和伦理生活的原则又是史怀哲衡量思想的一杆标尺。弄清楚这一点后，对于1939/1940年稿当中较大篇幅的介绍印度思想及其发展史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史怀哲其志并不在于研究中国思想这一个单一的研究对象，而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印度思想史中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和否定观的关系及其互动发展与中国思想正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在印度，两种潮流是交替发展；而在中国，两大潮流则是并行不悖，只不过自然思想的潮流从一开始就比道家神秘主义更为繁盛”①。对这样两个有着悠远的思想史的东方大国的思想发展史略作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译者看来，本书翻译出版在以下的两个方面有着填补空白的意义：首先，在史怀哲研究领域来看，本书的翻译出版无疑是对国内史怀哲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时也将使人们对史怀哲及其思想宝库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研究史怀哲的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就要了解他的生平及其著作，从而慢慢探究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理清一条主线。《中国思想史》一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和重构史怀哲思想体系的大厦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史氏对中国思想流派的阐述和评价中，我们完全可以解读出其思想倾向性，这当然是其本身的立场和思考的出发点的显现；比如，对于中国民间伦理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善待生灵的劝诫”的伦理思想，史怀哲认为它从中国思想自身当中萌生出来，“而并不像一直说的那样受到佛教的影响”②。这和史氏试图以“敬畏生命”的原则来归纳人类思想的尝试是完全合拍的。其次，对中国思想以及思想史的研究，史怀哲的这本《中国思想史》也是一家之言，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动机下，对中国思想及其发展史的一种独到解读，它必然能够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宝库。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是史怀哲作为敏感的哲人，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欧洲充满了思想危机的时代，对中国思想做出的自己的解读和评价。这样，我们也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史怀哲在评价中国的某个思想体系时，似乎总带着要寻找到一个最终极的、最完美的思想体系的抱负。在本书中，一再对孟子的“文化国家”的理念高度评价以及对道家提出的非暴力原则的认同，都体现了远在宁静和平的非洲的史怀哲面对欧洲动荡的局势时所做出的反思和理论上的探索，这种反思和探索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有着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此外，我要感谢南京大学哲学系方向红老师在我翻译工作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我赴德国进修期间，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系的阿尔布莱锡特（C. Albrecht）、胡诺特（C.Hunold）和史婀迷（I.Schweiger）三位老师都在文本的理解上给予了很大帮助；最后，我还要向南京大学法语系的张新木和张晓明老师表示感谢，他们在书中涉及法语内容的地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译者
2009年2月
① 参见本书序言及后记。
① 《中国思想史》，1937，II，前文，第285页。
② 《印度和中国思想史》，前文，第225页。
序 言（1）
序 言
贝尔纳特•坎普夫和约翰•苏尔谢
1937年12月9日这天，阿尔伯特•史怀哲从岚巴瑞给身在日内瓦①的E.H.冯•查尔纳•冯•梅森贝格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如此友好，作为专家，您表示愿意为我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行仔细的审校，您在打印稿中进行修改，加入批注，好让我这样的外行能够明白我在哪里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亲爱的朋友温特尼茨教授帮我完成了关于印度思想家的研究的审校工作。我将从哲学一般的问题出发来展示东方哲学，二十多年来一直尽我所能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如果能有一位专家在即将出版之前将书稿通读一遍，无疑会令我更加放心。他们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感谢。我相信，从哲学自身的出发点开始展示中国哲学（它比之印度哲学要重要得多）是非常必要的。
“寄给您的这封信比我预想的迟了一些。我还要将论述中国思想史的开端，也即孔子以前的部分的第一章节（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再重新修改一下。刚开始担心这部分研究的篇幅会过于冗长，结果却反而略显不足，于是我需要重新再来。其中我将涉及一些中国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到您拿到书稿，大约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我会将它们打印整齐，并留下足够的行距，以便您可以很舒适地在行之间或页边上写下您的意见。第一份手稿诞生于1920年，这期间我至少做过两次根本性的修改。②我还要感谢亲爱的魏礼贤③，我和他相识于1921年，我非常地钦佩他。④
“今天我来信的目的是有一些关于文献方面的问题。我这里远离任何图书馆，所以需要一些相关的信息……⑤
……我觉得中国的哲学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同时我想从哲学和哲学问题出发来阐述它，好让哲学系的教师和学生们可以比以往更好地了解它⑥。即使是哈克曼的有趣的阐述⑦也未能将这些问题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