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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导言(2)
编者序
保全面子(1)
节俭持家(1)
勤俭持家(2)
勤劳刻苦(1)
勤劳刻苦(2)
恪守礼仪(1)
恪守礼仪(2)
漠视时间(1)
漠视时间(2)
漠视精确(1)
漠视精确(2)
漠视精确(3)
易于误解(1)
易于误解(2)
拐弯抹角(1)
拐弯抹角(2)
顺而不从(1)
顺而不从(2)
思绪含混(1)
思绪混浊(2)
不紧不慢(1)
不紧不慢(2)
轻蔑外族(1)
清藐外族(2)
缺乏公心(1)
缺乏公心(2)
因循守旧(1)
因循守旧(2)
导言(1)
如果是知情人出面作证，人们就总是期望他所说的都是真话，不掺任何水分。
不少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很少有人能抛却个人情感，如实地叙述，更不用指望他们讲出全部事实。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渊博，都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的所有性情。所以，本书里的观点，必须坦然面对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有一种观点说，如果谁试图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性情如实地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白费力气。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可以像当时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观察生活在各种环境中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借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全面、正确的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对自己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的性情致歉。
“在这些书信里，有一个重大的疏忽，就是关于中国人性情的文章，我写得不够精彩。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让人施展才华的机会；精妙的假设，全面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充分展示。所有‘吹毛求疵’的批评家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蔑视我，因为我没能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得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很出色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就在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曾有过的言行的粗俗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确保真实，我连续烧了好几封长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的汉学家谈论这种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苦恼——我们很难形成对中国人性情的整体概念。当然，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会遇到这种困难；一个八面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主题可能一无所知，却可以轻易地写出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对两个客观事实头头是道地加以分析论述，并得出相互对立的观点。有一天，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十分有用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人的矛盾心理做出全面、准确的分析。目前，我避免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具有的特殊性情去定性真正的中国人。”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会被征服的；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也不容易被理解。要想真正地了解中国人，除了在中国，在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然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与中国交往了几百年，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认识其他复杂现象的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民族。
其次，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我不具备写这本书的资格。就算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也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作传，论述中国人的性情，正如一个人在银矿工作了22年，并不足以保证他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合格的论文。
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人只是在其中一两个省居住，考察过的省份不到她的一半，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国家做出概括性的论断。需要声明的是，这些文章起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并没想过要更广泛地传播。不过，其中的一些话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才应邀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
第三点异议是一部分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尤其是涉及中国人伦理性情的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做出偏离事实或真相的判断。
然而，人的印象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可以做到不差毫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印象就像是相片的底版，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可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图像，是其他底版无法呈现的。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最终洗出来的照片上的影像当然也不可能相同。
对中国的了解，我远不如那些久居中国的人，但是，他们与我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他们认为，在某些地方增加一些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丰富、饱满。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我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由于出版的急迫性，原本讨论中国人的性情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加入了“知足常乐”一章。
要想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有并表现出来的优点，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同时，又存在着另外一种危险，即屈从于既定的思维框架，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道德品行的高度评价——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由此，我们联想到威廉撒克里（1811—1861，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里，为什么好人总是愚蠢的，而坏人却总是聪明的。
导言(2)
对于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讽刺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没有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中分辨出一个画面——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的侧身像，抱臂低头站着的样子。但是，在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仍旧一无所获，似乎其中有什么差错，而一经人指点，就会感到，在画面中看不出拿破仑的样子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每一次出现，人们往往都视而不见，而一旦看出，就难以忘却。
读者需要注意，正像一个限制性的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一样，不要以为本书的文章概括的是整个中国，也不要以为这些文章是诸多外国人观察和体验的经典合集。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中国人的性情”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画，而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炭笔勾勒的一些民族性情的素描。图像只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白色光幅。它们是来自作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的个别经验的汇集，是一种归纳研究。正因为此，论题得到了大量事例的有力证实。
在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梅多斯先生是最富哲理性的一位。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性情有了正确的看法，并想把它告诉他人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笔记交给他，让他精读。这些笔记详细地记录了大量当时社会反响强烈的各种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且还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看法、说明。
一般性的结论都是从大量的事例中推出的。这些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是所列举的事例却不能被忽视，因为它们是绝对真实的。任何关于中国人性情的理论，最终都要用这些事例佐证。
试图拿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属于日耳曼民族，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一支，5世纪和6世纪时居住在英国）进行比较，那是非常困难的。显然，许多看起来是中国人“特性”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至于正确与否，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作出自己的判断。
很多人认为，在当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我们要想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无疑，这些知识来源是有其价值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条途径，比前三者加起来的价值还要大，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生活，不过这个来源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就像对于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弄清楚一样，在农村更容易了解人们的性情。
一个外国人在一座中国城市住上10年，关于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他获得的可能还不如在农村住上12个月获得的多。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乡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而本书就是以中国农村和农村生活为立足点写成的。
这些文章的写作，其目的并不是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以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的角度，如实报告其所见所闻。因此，本书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性情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善的假定。并不猜想中国人是否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性情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去纠正这些缺陷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这一问题会变得更为紧迫。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对于如何改善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都充满了兴趣。如果我们所得出的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它们都将不能成立。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问答，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而恰当的。他说道：“一旦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进入，届时，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不过，在其他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出现的竞争中，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而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基督教文化要想立足发展，占稳一席之地，就必须靠这样一条途径，即宣传与不离尘世的信仰相比，进入天堂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编者序
《中国人的性情》（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在华传教22年后的一部代表作。其内容最初只是阿瑟·史密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894年，作者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由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成书，该书又被抢购一空。后来，该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本书共总结了二十七种中国人的性情，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有据。由于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生活在晚清时期，那时的中国陈规陋俗颇多，故而作者笔触略显低沉，自然不乏针砭之辞，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公平地说，在揭示中国国民的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他的确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再者，这位博学而且不乏善意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走访了中国许多的农村和城市，一直从事救灾、医药、慈善、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有较深刻的认识，比较直接地了解到中国及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其思想有偏向中国的一面。但由于阿瑟·史密斯是晚清时期西方来华的一位传教士，其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份和时代的局限，其视角与结论摆脱不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局限，所以其许多论述自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而且也存在诸多矛盾对立之处。
史密斯是位细心而诚实的观察家，忠实而且翔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本书中，阿瑟·史密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试图不偏不倚地刻画中国人的性情，但细心与诚实并不意味着客观、准确——在我们自己看来，他的这种努力远远不够，书中的很多描述和对许多事例的理解都失之偏颇。比如，在我们的传统风俗中，往新娘身上撒麦麸或谷麸是取“麸”与“福”的谐音，希望新娘子婚后幸福美满，表达了众人对她的美好祝福；而作者则认为众人是“以此取乐，全然不管那些东西会牢牢地黏在新娘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头发上”。又如，在我们的观念里，如果有亲友生病了，我们一定要表示慰问，最好能亲自到病人跟前探望一番，以表示即使我们无法代替他生病，也不懂得如何医治，但我们感同身受，希望他尽快好转，如果是我们至亲的人，我们还可能会大张旗鼓地给他张罗一场法事（尤其是在古代），以驱邪避灾；而作者却认为这探望是一种“接踵而来的干扰”，那代表殷切期盼和愿望的法事则被认为是“甚至请来和尚、尼姑或者驱鬼的巫师来大闹一场”。再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读史明鉴，牢记历史是不忘本的表现，所以历朝历代都视修撰前朝历史为不容有丝毫马虎的大事，因此，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即便不断地改朝换代，却仍旧传承下一套不间断的史志典籍；而作者却认为“除了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没有人去编写或阅读这些冗长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忆，没有人能容纳下它们”。
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同时也备受鲁迅、辜鸿铭、潘光旦等社会名家的关注或推崇。
本书的翻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图本为蓝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种引文甚多。为此，译者全力考证，力求准确，而且文末还附有鲁迅先生和辜鸿铭先生的评论。
保全面子(1)
“面子”这个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用它来描述中国人的一种“特性”？这太荒谬了！在中国的语言中，“面子”这个词并不单指人的脸，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具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实际上，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范围。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表演欲，做戏是其本能。戏剧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像英国人热衷于体育、西班牙人热衷于斗牛一样，中国人对戏剧充满了热情。只要稍加煽动，他们就会摆出演戏的架势，或鞠躬行礼，或下跪叩拜，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在西方人看来，这有些滑稽和可笑。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也是很戏剧化的。比如说某个人被人误解，在他要澄清事实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场，他也会大声地说：“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们都在场。”给人一种面对众人的感觉。如果事情解决了，他会很骄傲地走下舞台；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他会觉得自己没脸下台。其实仔细想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与事实毫无关系，只是形式的问题。
在一出戏中，要想获得喝彩声，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说出一句漂亮话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去探询幕后是什么样子的，看尽世上所有好戏岂不更好？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一切依照戏剧化的样式行动就能很有“面子”。也就是说，在他们投入剧情进行表演时，或不理，或小看，或喝倒彩，都是让他们很“丢面子”的事。
在正确理解“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捎带着说一下怎样做到有“面子”——这其中的方法和学问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西方人常常误入事实领域，而忘记了中国人生活中戏剧化的因素。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戒律一样，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潜在力量，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面子”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可视社会传统或公众常识而反复无常，或取消，或变动。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和西方人存在着差异，对同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或观点来看待。
在调解村庄间无休止的争吵时，“面子”的平衡问题是“和事佬”首先要仔细考虑的，而且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就像过去欧洲的政治家考虑力量均衡问题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东方人来说，要想公正地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从道理上来讲，他们抱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只能是按比例对“面子”进行分配，即平衡各方当事人的“面子”。在诉讼的裁决中，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其结果多以不分胜负而不了了之。
给人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他面子”。但如果礼物是私人所送的，受礼人应该只收下其中的一部分，全部接受或统统拒绝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犯错而受到了指责或者自己的缺点被人指出，也算是“很丢面子”的事，这时候，为了挽回颜面，不管证据有多么充分，当事人都会极力否认。
比如，网球不见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被一位苦力捡到了，可当找到他时，他很生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地上（事实上，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理直气壮地说：“看，这是你‘丢’的球。”女佣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间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她会得意洋洋地说是她找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子”都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赔偿，或者从工钱中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主动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用来赔偿那银匙子的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