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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好的世界观一定是开放的
王鲁湘：著名学者、自由撰稿人，电视布道者。 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 2001年起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兼主持人。
可以说在我一生当中，没有特别过不去的坎。上大学之前，我的人生跟同龄人一样，是没有个人选择的。在这个社会大熔炉里，这批人是什么命运，你就是什么命运。“文革”的时候没有选择：没有书读；下乡也没有选择，下乡的时候能不能够招工回城，你没有选择；当兵是有一些个人选择的，有一些人有家庭背景可以利用，但是对我来说也是没有选择。上大学本来也没有个人的选择，但邓小平改变了这一点，因此，1977年深秋的那一场高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乎命运的个人选择。当时确实也有人想阻止我，但没有用，我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从那一刻起，后来大的事情我基本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
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进入中国电视工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不见得是一个好选择。但是我只能从积极方面多想一下，去平衡这个选择，否则日子会很难过。虽然说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但还是有很多客观主观因素让我走到这一步，最后毕竟还是通过我自己的选择来实现的。所以我不能抱怨。我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谁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这个事情。这样我就必须从更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我的选择，毕竟我做得还差强人意。这当中，有我自己的努力，有团队的努力，还有这个社会你不可能影响、估计到的参数综合的作用。你个人无非是纵浪大化，相与沉浮罢了。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见到“忧患意识”这个词，心中一凛，好像意识深处有什么东西被狠狠拨了一下。“忧患意识”是这么一种说法——那个写《周易》的人一定是忧患的：他既有对大自然的忧患，也有对社会这个大空间、对历史这个大时间很多不可预计因素的忧患，还有对一些个人行为的忧患，比如某一个选择不慎、某一个判断的失误，某一个不可预计因素的突然出现，都可能使你的一切计划泡汤，或者走向计划的反面。种种忧患，生就戒惕恐惧之心。而恰恰是这种忧患，使得历史上能成大事的人，成就了大事。因为他时时刻刻充满忧患，才可能每一步都转危为安。所以忧患后来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中国很多大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孟子、荀子，或是孙子、韩非子，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智慧可以说都是来源于大忧患。中国士大夫心忧天下，进亦忧，退亦忧，就是大忧患。
后来我发现，那些宗教的创始人，其宗教的创始也是始于大忧患。这种大忧患的解脱模式有两种，哲学和宗教。哲学会停留在智慧的层面，通过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和认识，避免大损害，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把握它的本质。哲学这样的东西是智者把握。但它不能达到解脱，不仅不能解脱，有时反而比愚者和庸众更痛苦，更孤独，更不能自拔。宗教更重要的是强调解脱。通过什么东西解脱，这就是宗教和哲学的争议。前面的“步骤”都一样，我用智慧来洞见事物的本质，有了洞见，要不要寻找一种大解脱，大解脱之后能不能得到一种大自在、大欢喜，这是宗教要进一步探求的。
忧患，可以成就一个大事业，但是不可避免会带来生活的痛苦，这要看人的造化。人生始于忧患，但是通过人的造化、价值观的影响，人生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不同的境界。有一些人一辈子都背着十字架，总觉得全人类的压力都压在他身上，他要承担，比如耶稣。还有一种承担，似乎宗教性不是很强，比如说孔子和孟子，有使命感，一天到晚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和社会理性，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这也是一种选择。
还有另一种人没有选择承担，走着走着就解脱了。比如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对这个世界、生命、人性的洞察是入木三分的，有这样的洞察他们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你发现他们在著作中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就是选择了一种游戏人生的积极的悲观主义。积极的悲观主义同消极的悲观主义是不一样的。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文明是不信任的，对人世是绝望的，但他不会弃绝生命，他会用最高的智慧来游戏人生，并从中找到自由，回归自然，达到自在。中国道家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后来中国文化会在佛教中创造一个布袋和尚来代替印度佛教的弥勒佛，这是深堪玩味的。弥勒佛是一个未来的佛，中国人很现实，需要把它变成现世的化身，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胖和尚，成天背着一个布袋子，傻呵呵的，毫无心机，没心没肺，把什么事情都看破了。他的布袋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承担。你承担了什么？你什么都承担了，别以为你只承担了神圣的事情，其实你也承担了世?的事情；别以为你承担的都是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可能你也在承担许多人生的垃圾。人们对布袋和尚的解读没有解读透，他的布袋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他就像拾荒者。拾荒者还有选择，有的东西换不了钱就不拣，拾荒者比常人境界高一点，他能把常人看做废物的东西当成宝物，变成钱。而布袋和尚比拾荒者看得还明白，在他眼里没有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没有什么垃圾和不是垃圾，他一切的一切都往布袋里面装，他的这个布袋代表人生的一切。
其实一切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进步的、反动的，革命的、保守的东西，你的人生都要承担。你肩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里面什么都有，没有办法说清楚，你能坐下来在布袋里面挑拣吗？不能！怎么办？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是一种很好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你如果可以做到那就是弥勒佛了，怎么可能做到？做不到不要紧，毕竟是凡人。凡人只要认识到布袋里什么都得装，装进去了就得承担，行也布袋，坐也布袋——这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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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我活得很绝望，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生跌入谷底，遭逢大变局，身体状况很糟糕。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疾病，让我非常难受。当时朋友送了我一本《易学精华》，清朝时候编的。我突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琢磨之后发现太极不应该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球状的。我终于把这个太极球画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时候，我按照 45度角进行几个方位的转动，居然转出了六十四象，它可以转出 64个平面。我猜想这与六十四卦一定有什么关联，甚至想把它数字化，但很难，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好处是它让我突然有了一种智慧上的顿悟，能够把眼下的很多焦虑释放出来。许多放不下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所以是《周易》这本书帮了我。
《周易》讲的就是变化的不可测，人是无能为力的，有无助感。这让我把自己过于强烈的主动性、主观性作了一个小结。所谓顿悟，其实是对当下的一个主观立场的调整。而这个调整之所以对你有效，是因为调整你的人，或者调整你的这门学问，又或者是调整你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一种权威和智慧。
这个调整并不是让人从一个主动、积极的立场完全转向消极的立场。它是把一个过于钻牛角尖、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人，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调整到一个更客观一点的立场。就是我们古人经常讲的回寰。一个物件卡在一个东西里面要转动，一定不可以卡得太死，卡死了就不能转动，要能动一定需要一定的空隙，这就是回寰。
我有一次采访曾侯乙编钟，从编钟木架上的铭文里才知道原来“斡旋”这个词出自编钟。一个插销加一个钩挂在木质的横梁上，吊起来，编钟可以摆动。斡是悬挂钟体的环，旋是用来衔斡的，只有用了这两个部件，才能让声音达到最佳的共鸣状态。没有斡旋就没有编钟悠长深远的乐音。换句话说，没有斡旋就没有和谐。古人就用编钟这两个零部件的名字组成了“斡旋”这个词，后来这个词在表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运用非常广，因为只要有这两个主体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斡旋。
只要是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人，即使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自己的机体，进入健康的历史轨迹。实际上这个基本观点来自科学哲学，科学哲学认为宇宙之中最好的一个结构是耗散结构，有能量和信息的进入，然后有交流、有输出。这个结构如果放在我们社会系统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开放体系。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开放体系，有新陈代谢；你的人格思想也有“新陈代谢”，然后构成世界观。好的世界观一定是开放的。
大而化之地说，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之中，其个体才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之中，其个体总体上是信息不对称的。人类文明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可以因为一次天灾人祸一夜之间把过去积累的文明成果全部都毁灭；但是只要这种开放的精神、开放的结构能够保持，人类文明很快就可以快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甚至出现新的进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力量是开放意识和开放结构。
比如说一个普通人，每天眼睛要看东西，耳朵要听东西，你还会观察除家庭和个人之外的事情，你有自己的社交圈，你每天都会进行信息交流。你的成长，尤其是人格成长，一定要在充分开放中才能达到成熟和健全。封闭人格就是病态人格，开放人格就是健康人格。
比如女性购物狂。很多女性遭遇失恋和工作上很大的挫折，她们的发泄渠道就是去一个特别大的商场逛一圈。在逛商场的过程中她们是高度开放的，那些声、色、形、味所有的信息都在刺激着她们，让她们把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宣泄掉、置换掉，然后激发起生命之中产生积极情感要素的化学元素。如果不是这样开放性地处理烦恼，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可能出大问题。
欲望是刺激人的动力，当然欲望得不到满足也会痛苦。如何平衡这一点，每个人都会自己去搞清楚的。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他比较容易使自己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高平衡的人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高平衡点，这样他的痛苦会更多一些；但是一旦得到，所获得的快乐感和愉悦可能程度更高一些。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美学上说，美感高于普通的快感，崇高感又高于一般的优美感，而经过升华的悲剧感才是审美体验的巅峰。
开放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选择的焦虑感。封闭式的人，他不选择，所以不焦虑。一选择就有焦虑，人有三个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焦虑，更何况现在人生面临的岂止是三个选择。选择越多，焦虑越多；选择越难以取舍，焦虑越深。这意味着一个开放社会对人的要求很高。它要求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意志力、抵抗诱惑的克制能力，包括判断能力都必须快速提高。所以活在开放式社会的人，只能通过不断的?识更新，来提高自己主体的各种能力。这样才能在更多的选择面前保持一种积极。
我也是一个人，我经常面临选择的困惑和焦虑。一个没有选择困惑和焦虑的人，已经不是一个人，至少是一个菩萨。罗汉还要自了，自了说明有选择，有困惑，有焦虑，所以要了断。
事业和工作结合的人，也就是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类人。这些人既可以活得很快乐也可以活得很痛苦，为什么？当事业和职业蒸蒸日上，或者自己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他就觉得有存在的价值、味道；但如果这个行业和职业被社会边缘化，立马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活得就索然无味。而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是非职业化，甚至是非专业化。
我的专业是美学，但是我在北大读美学研究生第二年，我就意识到它不构成一门学问，不能成为你持之以恒研究的对象。它既无研究的实际对象，又无可靠的研究工具和手段。你不能在这个上面耗费你的一生。
当时选美学恰恰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和不可定义性，最大的魅力产生于不可确定性。它对你的学识要求非常广，对求知欲特别强的年轻人来说，美学表现出黑洞般的魅力。当时美学是一门时髦的显学，因为在哲学、社会学，甚至在心理学上很多不能谈的敏感问题，披上一件美学的外衣之后似乎什么都可以谈了。所以当时各个学科的人都在关注美学的问题，其实是借美学之杯酒来浇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之块垒。搞美学的人知识结构总是庞杂而混乱的。
我选择美学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它能从多学科的角度解释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一件作品或一次审美感受，经过美学的阐释，就变得深有意味。比如说这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我想方设法弄明白；当我觉得有一点明白的时候，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比它说得更精彩，使我从心里有一种深深折服的感觉，我就拼命去寻找它。真的是那种被人类智慧大脑所陶醉的感觉，好像一个人在非常蒙昧的情况下，被一缕阳光照射，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酣畅淋漓。
我一直喜欢对事物进行解释。一个好的解释胜过一百个好的描述。但我在中文系读书，经常能听到一百个好的描述，却往往听不到一个好的解释。这使我很不满，这样我总是要去寻求一个好的解释。大概是这种天性使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决定不再怎么读文学作品了，在大学里读小说，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浪费。当然，这只是对我而言。
我有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我一天要读 50到 100页书，如果读小说，这个目标非常容易就达到了，而且在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快乐、非常轻松。但恰恰是这种快乐和轻松，让我有一种触动。因为我的大学只有 4年，可是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多的书没有读。我应该用这个时间去读那种需要我下一些力气的、一天只能读几页的，要读到我太阳穴疼，甚至茶饭不思的东西。那些书我应该在大学里读，因为读那些书我可以得到智慧，而且立竿见影。
采访手记
我一直记得早年某位美国总统在竞选演说中的一句话——“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喜欢美国，因为这里有 100种冰淇淋口味的选择。 ”对于丰富的选择，年少的人总是心向往之；而随着年华流逝，才会感觉选择其实是一件麻烦事儿——选 A就是正确的吗？选择让人茫然、困惑、或者是痛苦。
可以选择，是每个人的权力；而其实可以选择，需要的是能力，或者说是智慧。
王鲁湘们正经历着一个国人要选择权的历史年代，而当丰富的选择扑面而来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个布袋和尚——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你怎么知道今天没用的东西改天不会成为最有用的东西呢？布袋和尚一起提起，一起放下，才得自在。
而我们，也许放下思考的心机，随心选择，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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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我喜欢做噩梦
倪匡：生于1935年，香港知名作家，和金庸、黄霑等齐名的才子。擅长写科幻小说，从第一部《妖火》开始，迄今结集出版的有一百多册，大部分为长篇作品，他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主角是卫斯理、原振侠等。
我是一个生活态度很随便的人，就是广州人讲的“煮来你就吃吧”那种人，什么都无所谓。不喜欢争输赢，人家下棋争个你死我活的，为了一个棋吵得面红耳赤，我觉得我认输就好了嘛，又有什么关系。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不知道奖励我什么东西，买了一支好钢笔给我。我哥哥一看就喜欢，我说你拿去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非要不可的。女人也是这样。人家问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说最首要的条件是她要喜欢我，她不喜欢我，我喜欢她有啥用？
我从来不知道寂寞，只知道时间不够用。我在美国的时候，两三个星期都不离开家。我女儿打电话来和我闲聊，我都叫她赶快挂上。我去洗手间都是跑着去的，每天都忙得要死。
我有好多音乐没有听，好多书没有看，好多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做。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喜欢养鱼，喜欢上观天文下知地理……喜欢太多事情，我有自我的世界要应付。
上世纪 50年代，我在内地，待在荒郊野岭的地方。那个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想什么东西，每天非常早就起来，就去找书看。图书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看完了。实在没有书看，看看字也高兴。看不到书，荒郊野岭，万物静观皆自得，什么东西都好看。荒野也是多维的，坐在那里，可以看几个钟头都不觉得闷。我对植物很有耐心。在美国，我种了很多花，有一种花很容易开，一转眼，一不注意它就开花了，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它什么时候开，等了两个钟头。
我肯定能看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眼睛看世界并不重要，关键是用思想去看世界。通过视觉器官让你接触到的景象总是有限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去想。比如外太空的行星，看不到的嘛，只能凭想象。用想象去刺激你的视觉神经，面前可以出现很多斑斓的画面。古人叫人静思，就是这个道理。
人家看小说只看到文字，我看小说是看到画面。看《水浒》里鲁智深戏弄小霸王，头脑里一个赤条条胖大和尚跳了出来。我很少看电影，尤其不看名著改编的电影。那时候在乡下多少年没有看电影了，就在我的帐篷旁边放《红楼梦》我都不去看，我觉得自己头脑中的画面比所有的电影都好看。我写小说，一坐下来就有画面出来。我是根据画面来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