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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一节 发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1）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2）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3）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4）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5）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6）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7）
第三节 发布《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引子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1）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2）
第一节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的问题（3）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1）
第二节 1489年《马尔特鲁斯地图》上的南美洲河流水系（2）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1）
第三节 《德·韦哥地图》和《毛罗地图》中的惊奇（2）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1）
第四节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洲（2）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1）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2）
第五节 《文兰地图》的困境（3）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1）
第六节 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2）
第七节 彼此关联的疑惑
引子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时代，我是个火柴盒收藏迷。观赏火柴盒上的各种图画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三十而立之后，收藏古地图逐渐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嗜好。回想起来，此爱好已经伴随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收藏古地图就如同寻宝。当得到一幅罕见的古地图时，我会感到无比兴奋，有时竟然彻夜不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古地图远比收藏更为重要。这种研究使我接触到一种古老并且神秘的哲学。这一哲学不仅巧妙地将迷信、科学与艺技结合在一起，并且一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的推动力。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历史秘密：现代地图学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工作之余，我经常伏案研究古地图。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图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图上的地域轮廓、城镇布局和文字注释蕴藏着丰富的史实；有些古地图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艺术大师之笔，而这位艺术大师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图给我带来韶华易逝的感觉，发黄的图纸和累累蛀痕经常唤起我对时间如烟的哀叹；还有的古地图简直就是令人费解的谜团，图上的线条、符号和记述似乎是绘图者故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古地图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详尽的，而这正是古地图的奥妙之处。
古地图的奥妙诱发出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传统科技的兴趣。我逐渐发现，许多中国古代地图学家跟占星术、古典数学和道教有着不解之缘。为了探究古地图的奥秘，我研究的范围渐渐扩展到古代天文学、数学以及宗教。
我从未预料到，收藏古地图竟然会引导我获得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发现的起因都源于一幅古地图。这幅地图不仅激发出我对地理大发现史的兴趣，同时还引起我对相关历史记载的质疑。
在我们的心目中，地理大发现史是一段盖棺定论的“史实”。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绩已成为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历史常识：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驾船由西向东经过好望角，为此他被称作世界上首位绕过这一岬角的探险家；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领的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由此，哥伦布被誉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1519年9月，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自欧洲始航。这只船队历时三年绕地球一周回到始发地。从而，麦哲伦被授予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桂冠。由于麦哲伦被视为发现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海峡的探险家，这一海峡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发现，这些历史常识却无法与我的一件地图藏品相吻合。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地图？它与历史常识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异？它与我之间又有何种缘分呢？
第一节 发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1）
把《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带回家后，我首先对此图的署名者莫易仝作了一番研究。我查阅了许多书籍，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任何有关莫易仝的史料。
地图左下角签署的“臣，莫易仝绘”几个字属于“臣字款”。“臣字款”是中国古代书籍、字画鉴赏方面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古代书籍作者或书画作家在署名前加上一个“臣”字的落款方式。此种落款方式出现的原由无疑是为了向皇帝表示孝忠之心。莫易仝的署名方式似乎在向我暗示，他或许是清朝朝廷中的一名官员。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清朝政府选拔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士科考试是清朝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前一级考试的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乾隆年间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书写水平要求很高。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毛笔字水平实在无法令人相信，书写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莫易仝“臣字款”中的“臣”字靠左边，这一写法不完全符合清朝官方的规范。按照清朝宫廷的行文规则，凡是呈交给皇帝的奏折、文章以及字画等文书必须在署名前面加上一个“臣”字。为了表示尊卑，这一“臣”字比署名字体小一些，并且通常居右边。但也有一些例外。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间曾多次出京城南下巡视。在巡视时，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曾向皇帝进献字画作品。这些民间人士进献的作品中，许多“臣字款”写得不是非常规范。从莫易仝不高的书写水平和不规范的“臣字款”可以推断，此人应该是乾隆年间一位读过些书的民间儒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臣字款”说明，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目的是想将地图呈献给乾隆皇帝审阅。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莫易仝非要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什么他不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本呈献给皇帝呢？
经过对图中的文字和注释做了一番研究，我揣摩出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
首先，莫易仝仿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够知悉他的名字。按照清朝的管理体制，平民百姓甚至中、下等官吏亲自向皇帝呈献贡品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必须将贡品交给特定的官僚机构，通过清朝官僚体系一层一层地向上级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之中，许多贡品被清朝官吏们以各种借口截留下来或者以其他官吏的名义呈递上去。莫易仝非常明白，如果将原图委托官吏们呈献给乾隆皇帝，最终皇上很可能根本不知晓他的名字。为了确保乾隆皇帝审阅地图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莫易仝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原图的基础上临摹出一幅署有自己姓名的地图。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2）
其次，莫易仝想让皇帝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有所专长。为此，莫易仝特意在仿绘的图中添加了许多原图中没有的注释，同时在图的左上方特意注明“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
最后，并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避讳。康、乾两朝时期文字狱是文人的梦魇，许多学者在文字书写方面由于疏忽大意遭他人诬陷，从而变成刀下鬼。莫易仝深知避讳的重要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中国地域写有两条注释－－“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在现今太平洋海域注有三个“大明海”的标识。莫易仝非常明白，这些原图注释都与明朝相关。倘若将原图呈交上去，他非但不会得到赏识，还可能会被认为妄想明朝复辟。为了避免误会，同时尽量反映《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状，莫易仝仿绘原图时对明朝时期的地理名称做了一些改动。他将明朝的“湖广”省改成清朝“湖北”和“湖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并且他还将三个“大明海”的原注改为“大清海”。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动，莫易仝试图表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原注已经变为赞颂大清王朝的注释了。
对莫易仝身份有所认识，并且找出他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之后，接下来需要破解的疑团就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
史料中没有能够查找到任何有关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记载。然而，图中太平洋海域内的一个红圈注释引起了我注意。该注释写道：“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注释提及的“正使太监马三宝”指明朝初期著名航海家郑和。毫无疑问，该注释在向我暗示：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一定与明朝郑和下西洋相关。带着重重疑问，我钻进了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关论文之中。
史学界一致认为，15世纪中期成书的《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研读这三部史册后我发现，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文注释与《星槎胜览》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文字记录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说明，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与《星槎胜览》有关联。
《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署名作者为费信。此人信奉###教，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间（1409年至1431年）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出航之后，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一书，记述他亲眼所见的异域风土以及耳闻的异俗人情。此书流传至今已形成多种版本，史学界将这些版本归为两大类：两卷本和四卷本。四卷本与两卷本相比较，前者用句措辞比后者更有文采。四卷本的自序写道：“采辑图写成帙。”此记述表明四卷本中附有地图。但是，两卷本自序中却未提“图”字。四卷本序文的后题还写道：“正统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费信稽首谨序。”依据四卷本自序和后题中费信的“臣字款”，有些学者推测，两卷本为费信编撰的原版，而四卷本则是在两卷本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编撰四卷本的目的是呈报给皇帝过目。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3）
《星槎胜览》四卷本中曾经附有地图，而且《天下诸番识贡图》中一条注释的文字与《星槎胜览》中的一段文字极其相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使我确信，《天下诸番识贡图》应该是《星槎胜览》四卷本提到的“采辑图”中的一种。
似乎觉得找到《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了，为此我感到非常兴奋。不仅如此，当我发现地图上有关异国奇俗的注释与史书记载的15世纪世界风土人情相一致时，我更是感到激动不已。
今北美洲靠近阿拉斯加地带有一红笔圈注：“此地人种亦如契丹、蒙古，以鱼为食。”地理常识告诉我，这是有关因纽特人的注释。因纽特人的长相与蒙古人非常近似，并且鱼是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今美国西部地域有一红框注释：“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这一描述与史书中有关北美印第安人的记载完全相符。
今南美洲有两个红笔圈注：“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个注释与印加帝国有关，印加帝国时期的许多城市建筑以巨石作为建材，且城市大多建在山顶或高原地区。印加帝国起源于13世纪左右，15世纪中期达到全盛，16世纪30年代亡于西班牙人的刀枪之下。后一个注释应指秘鲁中世纪时期印第安人信奉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今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今非洲南部红框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应当是非洲人。
位于今亚洲西部的红圈注释写道：“自东向西出嘉峪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其民也。”在今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框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这两条注释完全符合中、西亚地区古代###教的风俗习惯。
在今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此注释与欧洲古代宗教相关。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共有九条与宗教有关的原注文。其中，西亚和东欧的三条注文说明，这一地域的民众信奉###教。在中国除了有一条关于佛教的注文外，还有一条写道：“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民多信佛教禅宗，道家次之，亦有回民信奉回教。”有关朝鲜的注文显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关日本的注文记载：“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条记载古代秘鲁“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东欧有一条关于“景教”的注文，它是全图中唯一与欧洲宗教有关的注释。这些与宗教相关的原注文显示出，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时期，世界上传播最广且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和###教，传播范围最小的是欧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注文记载的各类宗教传播范围与世界宗教史记载的中世纪宗教分布状况基本相符。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4）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5）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这种构图有两个目的：第一，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部；第二，体现出阴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理念中，部分重叠的双环形代表阴阳和谐，左边的环为阳，右边的环为阴。例如，天坛的双环万寿亭是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而建的寿亭。该双环万寿亭的建筑造型出于阴阳和谐的理论，这种造型是乾隆皇帝为了表达祝其母亲长寿的意愿。该亭的地面形状为两个部分重叠的环形，重叠部分占两圆面积的25％。这一重叠的比例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双环重叠的比例完全相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采用的这种交叉且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之中是找不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几乎没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衔接。
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道教相关的文字。图的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风水罗盘，罗盘上方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七个字。“六合”是一个道教概念，它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组合而成的大地。在道教中，“六合出行定图”专指一种用于凶吉占卜的方位罗盘，明朝手抄本《海道针经指南正法》和《修造通书》均有“六合出行定图”的记载。根据图中风水罗盘以及“六合”等概念可以推测，《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创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
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欧洲地域轮廓也可以判断出，此幅地图的母本绝非源自欧洲。欧洲17、18世纪的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存在一些古老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在欧洲17、18世纪世界地图上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13、14世纪中国古地图之中看到。例如，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中通常看不到波斯湾的轮廓。1389年《大明混一图》和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均没有绘出波斯湾。《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同样也没有绘出波斯湾。而这一错误在欧洲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见不到的。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在绘图理念和图形等方面与欧洲地图学家的世界地图有很大差异，在地名和宗教方面，《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一些原有诠注也与欧洲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比如，在今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位置上有一个国家名称为“希番”。此国名中的“番”字为“番邦”之意，即指外国。再如，《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宗教的注释显示出，欧洲宗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小。这种对欧洲宗教的评价与莫易仝所处时期的世界宗教分布状况有很大差异，尤其是美洲大陆。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迅速向欧洲以外扩张。到了18世纪（即莫易仝仿绘时期），天主教不仅在美洲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亚洲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节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谜团（6）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还有一些地域、岛屿和关于当地风俗的诠注，超出了18世纪欧洲人的知识范围。运用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这些信息不可能来源于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欧洲人于1820年“发现”南极，之后又于1962年对南极艾默里冰架（Amery 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