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个整体。非洲古代史，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一个部分。
本卷所要阐明和叙述的，就是这块世界第二大陆漫长的古代历史。
当人们谈论非洲古代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它的涵盖面问题。非洲古代
史始于人类从动物界的混沌中走出，亦即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过程。尽管国内
外学术界对非洲 （具体地说，是东非和南部非洲）是否人类的唯一起源地这
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但对非洲已发现人类演化的迄今最完整的系列的遗骨、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认识上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从人类的全部历
史来看，非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先进的、进步的大陆，而不是一个滞
后的、落后的大陆。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过对已发现的人类脱离动物界的
过程各个阶段的化石进行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人类
体质进化的一条主线，即：
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阶段 （单位：万年）
发展阶段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距今年代 1400—700 400—100 200—20 25—5 5—
伴随着体质进化的历程这条主线，形成中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一个从使
用天然工具到早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晚石器时代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非洲始终居于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前沿，非
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是大放异彩的。当然，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
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庞杂，所以很难说国际学术界已经对已发现的资料
从容地进行了确认、鉴定、分析和研究。有的资料，甚至被认为将从猿到人
的过程，在时间上推前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认真的排
比、分析，对非洲古代史的上限作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科学的态度应该
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该是一味地标新立异。
非洲古代史的下限问题，就比较复杂。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且多言之成理。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两个参照系。一个
是世界通史，另一个是东方的，即亚洲、非洲 （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
还有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它的古代史含上
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一般指人类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知道，资本
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此世界通史中的古代（含中古）部分，是以
15世纪作为其下限的。东方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拖入近代的，因此
就整体而言，东方近代史也应该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开始。东方古代史
的下限，也大致应界定在15世纪。不过，当我们主张将世界古代史和东方古
代史的下限界定在15世纪时，我们只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上给人
类和东方社会的发展以一个大体上合理的阶段性标志，而绝没有用它界定各
个民族和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期。正如中国古代的下限延伸到1840年鸦
片战争一样，日本古代史的下限大致界定在19世纪中叶；印度古代史的下限
则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奥斯曼帝国古代史的下限为18世纪90年代谢里姆
三世的改革；它们都大大晚于通史的相关界定。大致同以上两大参照系一致，
我们认为，非洲古代史的下限也可界定在15世纪。而且应该注意到：近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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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活动是以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的休达开始的。同亚
洲相比，非洲的近代甚或还要早些。自然，这一界定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在讨
论非洲大陆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时，将它们古代史的下限科学地、合
理地延伸到17、18世纪。
非洲古代史，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
会遇到有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曾围绕着斯大林有关民族和部族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非洲史学界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属本卷任务，更非我们力所能及。不过，有关民族的问题在非洲大陆显得
格外复杂、突出，本卷作者就不能不有所依循。其实，从理论上讲，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大体上适用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来的情况。依照斯大林的
观点，人类社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形成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
民族，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为了同这一点相区别，斯大林将此前人类在民
族问题上发展的最高水平，界定为部族。我们不准备拘泥于斯大林的部族说。
因为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古代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定要将
他们排除在民族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
1
就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提法。在英语文献里，19世纪以
来，尤其在当代，对所有类型的族体统称作people或 ethnicity，而对建立
了国家的族体或被认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族体，则称作nation。在汉语
里，people、ethnicity和nation都被译作“民族”一词。本卷在提到民族
的地方，都是在这种未加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大致而言，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古代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形成稳
定的血缘共同体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地域共同体（国家），便相继
跨入古代民族的阶段。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息、繁衍、劳作，某一地区内的人
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外在的（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
范等）和内在的 （如心理素质等）共同性。上述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认为
是人类迈入古代民族阶段的标准。在我们观察和研究非洲古代诸民族时，不
难发现，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古代民族一样具有下列特点：第一，规模小。在
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民所认同的生存空间，用今
天人类的眼光看，往往是极有限的。一片山区或森林，或是一条河谷，都足
以构成古代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随之而来的，就是古代民族的人口少。少
则数百人、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即可形成最初的古代民族。第二，稳定性差。
由于规模小，人口少，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比较浅薄，因而在同其他民族和
平或战争的交往中，比较容易因征服、同化或相互融汇而发生变化。第三，
古代民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古代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多层次性，即同样是古
代民族，却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天渊之别。有的古代民族得到高度发展，有的
则在历史长河中沉浮，始终在初级或中级阶段徘徊。
同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是国家问题。当着一个古代社会达到这一点，
即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管理职能已不再能胜任该社会之需求
时，便需要一种崭新的公共机构：国家。除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科依—萨恩人
和逐渐退居中部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之外，在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
区，凡是形成了古代民族的地方，至迟到17、18世纪，一般地说都曾建立过
1 ①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版，第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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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或准国家、雏形国家组织。
非洲大陆古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比较其他大陆，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
现象。从整体上看，可以称之为北高南低的状态。这就是说，非洲北部的国
家组织出现得早，且一般相对比较发达。越往南，国家组织出现得越晚，且
发展程度越低，直至南非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在北非，尼罗河流
域孕育了古代埃及的璀灿文明。古代埃及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之
一。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迦太基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建立的），
以及完全由非洲当地柏柏尔人创建的努米底亚王国。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在
它的南方努比亚，也曾出现了著名的冶铁古国——麦罗埃。由此向南，直到
晚近的公元15世纪前后，还有赤道及其以南的刚果王国和津巴布韦巨石文化
所体现的神秘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气氛。
非洲古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同非洲以外的古代世
界的其他文明息息相关。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在较小的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外部世界。世界的三大宗
教之中，有两个可以在古代非洲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中找到自己深深的烙痕。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整个北非其他地区，成为被压迫人民反对
罗马帝国斗争的旗帜与代言者，对罗马帝国在非洲统治的衰亡历程起了重大
的推动作用。在东北非，基督教却成为埃塞俄比亚这一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国
教，对埃塞俄比亚古代国家的发展、成熟及其凝聚力、韧性，等等，都起过
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力量深入非洲腹地。在东苏丹地
区，就曾出现过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即栋古拉）和阿勒瓦等三个古代基督
教王国。公元7世纪，当阿拉伯人挟着古兰经、高举伊斯兰圣战的大旗奔逐
在北非大地的时候，非洲国家发展史上的伊斯兰时代也同时来临。在埃及和
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就深深根植于非洲的土壤，成为
这一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政治的支柱。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或
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支柱。在若干情况下，它也成为被压迫群众反抗现存国
家政权的工具。一旦这些反抗取得成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
权，它又即刻成为新建国家如穆拉比特王国和穆瓦希德王国的支柱。在古代
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从其影响来
看，都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在非洲西部，伊斯兰教势力由马格里布南下，越
过撒哈拉，在西苏丹诸国、尤其是马里和桑海国家的强盛中扮演了极为重要
的角色。在东部，自埃及南下的穆斯林势力经过长期侵蚀，冲毁了东苏丹地
区的三个基督教国家。然后同西苏丹伊斯兰势力左右夹击，将中苏丹地区也
伊斯兰化。同时，从阿拉伯半岛、红海与波斯湾而来的伊斯兰势力，更南下
东非海岸，与当地非洲居民融汇，创建了著名的斯瓦希里文明和大约37个东
非沿岸的城邦国家。无论在广大的苏丹地带还是东非沿海地带，那里的伊斯
兰文明都带上了十分浓重的非洲本地色彩。对于伊斯兰教对这些国家发展的
促成与规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过于夸张。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
建立、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和某些规范作用，则是勿庸置疑
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条件的制约，国家的规
模在最初阶段总是很小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
疆域辽阔的大国甚至帝国。事实上，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中
华帝国等都是在古代简单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涌现的。而且，尽管亚历山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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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然而其他几个大帝国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
千年的风风雨雨，历久不衰。在初起的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之间，更有着许
多规模不等、体制完备状况千差万别的形式。有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古代国家
的万千气象理出一些头绪，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于是提出了“城邦—
—王国——帝国”演变、发展的规律，展开城邦问题的讨论。其实，城邦现
象绝非古代希腊、罗马所专有，世界许多地区在古代都出现过城邦。就非洲
大陆而言，公元前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就曾出现过以迦太基、乌提卡为代表的
城邦群，在公元10到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基尔瓦、蒙巴萨、摩加
迪沙等大约37个城邦；在西非豪萨地区和约鲁巴地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邦；比
它们更晚近一些，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地带也出现了城邦群。城邦群的出现，
一般确是一种早期的国家现象。由于它出现早、规模小，因此往往被一些学
者认为是古代国家由小及大的第一步。于是同希腊、罗马专有说相对立，出
现了另一个极端的主张，即认为城邦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古代国家普
遍的初级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以城为邦 （即城市国家，其
疆土大体限于城市及其近郊），小国寡民的古代国家，往往是由那些古代商
业民族所创建的。它们的发展、兴衰，往往同那些古代商业民族的命运密切
关连。至于古代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其立国之始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城邦阶
段。一个强大的军事民主制古代社会，在迅速吞并许多类似的社会之后，是
很容易建立与城邦特征迥异的疆域可观的王国的。同样地，帝国现象也未必
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非洲古代的历史上，古埃及在新王国时
期确曾出现过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没有能变成现实。因为尼
罗河三角洲所支撑起来的古代农业的埃及，是绝没有实力去建立一个幅员辽
阔、连省跨洲的大帝国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控制上埃及地区的力量都时常
令人怀疑。埃塞俄比亚古代统治者虽然从阿克苏姆时代起就给自己冠以“万
王之王”的美号，但他们所君临的，实在只能称作一个较大的王国。真正平
心而论，在古代非洲，只有西苏丹地区的马里和桑海国家，具备了成为古代
帝国的雏型。而且，无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还是桑海，所有古代非
洲那些稍有帝国趋势或稍具帝国雏型的大王国，没有一个是从城邦发展起来
的。这大致是因为，古代商业民族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领土。而着意追
求幅员广阔领土的，往往是那些古代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在对古代非洲的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社会性质问题，即古代非洲各
个社会、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我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
发展史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
义制五个必然发展阶段的规律，现在正在学者们当中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
奴隶制社会究竟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争论尤多。此外，还连带着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进入阶级社会，再将从阶级社会走向
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的、理论上的贡献。阶
级社会本身，自然也有一个由低向高发展的漫长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资本
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这是大家一般乐于接受的。至于在前资本主义阶
段的阶级社会问题上有那么多的争论，我们一方面认为是正常的、有益的，
同时感到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要从实际出发，防止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
到理论，一味引经据典，甚至让经典和经典打架。那样会让本来极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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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走向经院哲学而僵化；二是要更多地下功夫对古代世界各地区的社会
进行深入地具体地研究。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今
天，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与研究还是相当肤浅的。
从理论上看，我们今天研究古代非洲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大致说来，由于人类在非洲大陆出现得更早，活动时间更长，因而非洲
原始社会也比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出现得更早，持续得更长。非洲大陆大部
分地区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其自然条件，受地球冰川期影响 （即寒冷周期
的影响）较小，能够比较充裕地向人类提供各种动植物食物源。同时，热带
与亚热带的环境又带有对人类生存与蕃衍种种不利的因素 （如毒虫猛兽的威
胁）。所以，不难看到：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群因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很早就
必须形成有力的群体；同时比较丰富的食物供应又容易使人们在推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方面产生某种惰性。这就可能给非洲大陆原始社会的漫长性，增
添了特殊的色彩。由于在热带和亚热带自然条件下人类活动的痕迹不易保
存，非洲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已难寻踪迹。俾格米人的原始社会早呈萎缩状
态。只有南北两大荒漠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