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秦汉时期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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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编 序 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籍
《史 记》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
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
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
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
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
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
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
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
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
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
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
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 《景帝纪》、《武帝纪》、《礼书》、
《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
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
《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
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
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
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
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
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
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
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
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
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
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
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
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
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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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
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 《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
较为重要的有：
清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
清梁玉绳 《史记志疑》，
清郭嵩焘 《史记札记》，
清沈家本 《史记琐言》，
近人陈直 《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
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
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
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 《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
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
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
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
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
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
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
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
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 《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
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
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
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
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
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 《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
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
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 《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
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
《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
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
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 《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
应注意下列诸书：
清孙楷的 《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
《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
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
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
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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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
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
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
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 书》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
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
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
还将张骞事迹从 《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
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
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
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
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
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
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
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
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 《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
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
《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
《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
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
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 《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
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
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
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
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
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
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 《汉书决
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
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 《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 《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 《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 《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 《汉书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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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沈家本 《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 《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 《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
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
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
所发明。其中对 《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
勉的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 《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
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
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
视。
清人有关 《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
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
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
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
《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
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
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
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
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续汉志》，三十
卷，西晋司马彪（？—约306）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445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
俨撰成《礼乐》、《舆服》、 《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
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超作十志，其 《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
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 《东观汉记》、谢承《后汉
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
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
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
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
观汉记》残本，与 《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
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
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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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
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
《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
《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
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
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
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
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
部分陆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
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
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
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
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
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
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
《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
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
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
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
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
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
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
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
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
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
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
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 《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
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